建國以來，我們國家，我們民主黨派、工商聯都經歷了不平凡的歷程。每當我們回憶過去，我為我自己的后半生和曾與我共同奮斗的工商界朋友取得的進步由衷高興；為我們民建、工商聯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戰斗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欣慰；為我們的祖國強大、民族振興，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無比自豪。回首往事，我們只能得出一條結論，一切歸功于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1949年5月上海剛解放，我決定將官僚資本企業“小中紡”所屬的杭江、渝江兩紗廠分別交由浙江和四川兩省的軍管會和人民政府接管。同年6月底我從上海到達杭州，即應邀參加了解放以后第一個紀念中國共產黨生日的“七一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浙江各界知名人士廿余人。軍管會主任譚震林、副主任譚啟龍親自和我們一起共商恢復發展生產、建設浙江的大計。當時，浙江大陸剛剛解放，困難重重，百端待舉，不少私營工商業停工停產。譚震林同志傾聽了大家的意見后，即席講解了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并分析了浙江形勢，懇切要求大家解除顧慮，大膽工作，同心協力，為恢復生產，建設浙江多做工作。我們這些長期在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下過來的人，一旦接觸到共產黨這種民主作風和協商精神，確實令人感奮。但對共產黨如何收拾好國民黨撂下的爛攤子仍然心存疑慮。就在此時，黨和政府以一往無前的氣勢，一面打擊投機倒把，平抑物價，整頓市場，醫治戰爭創傷；一面千方百計扶持私營工商業，沒有原料，就清倉查庫撥給原料；生產不足，就給予加工訂貨。產品積壓，就由國家收購，并組織“東北華北訪問團”打開銷路；國營商業壓縮30％零售業務，讓出市場；此外還調整稅目稅率，減免部分稅種．發放通融扶助貸款等等。更為感人的是廣大職工響亡黨的號召，組織生產自救，降低工資、節衣縮食，幫助企業度過困難，承受了很大犧牲，使私營企業得以逐漸復蘇，迅速恢復生產。大家看到這些馳騁戰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但叱咤風云，能征善戰，而且能勵精圖治，建設國家，由衷地感到敬佩。他們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和無產階級的寬大胸懷，使我們深受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第一次“七一座談會”后，黨和政府對工商界代表人物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工作，通過團結教育，作出人事安排．發展和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我被任命為接管后的杭江紗廠經理，不久又調任省政府工礦廳經理室主任兼浙江省公營廠礦聯營處經理，還參加了省經濟委員會的工作。當時還有成批工商界代表人物被吸收參加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其時華豐、民豐造紙廠總經理金潤庠尚住香港，浙江省領導親自做了工作，并邀請他回來參加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我當選為省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工商界中不少代表人物一批又一批地被選入歷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震旦絲織廠經理姚順甫還一身兼任全國、省、市三級人民代表；包達三同志很早就擔任了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唐巽澤同志擔任了省水產廳廳長，俞佐宸、胡海秋等同志也都擔任了各地政府的領導工作。我也于1979年當選為浙江省副省長。通過協商推薦，民建、工商聯的許多成員也參加了歷屆省、市人民政協，擔任政協委員，有的還擔任了副主席。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從建國開始就對工商界代表人物委以重任，共商國事；中國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一起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社會發展問題的協商，是由來已久，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
    團結、教育廣大工商業者和實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項十分光榮而繁重的任務，而黨和政府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由工商界自己組織起來推動各項工作。1949年10月24日成立了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我參加并負責籌備工作。接收整頓了舊商會及其所屬126個同業公會，通過整頓改組，清除了舊社會遺留的封建行會性舊習，使之成為擁護《共同綱領》，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民間團體，成為黨和政府聯系工商界的橋梁和紐帶。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工商聯同業公會在貫徹政府政策法令，協助政府搞好經濟工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貫徹執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方針政策方面工商聯及其同業工會做了大量工作，積極配合政府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安排市場，調整工商業，協調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集中力量輔導生產和改善經營管理。推動工業企業改進生產技術和設備，降低成本，完成加工訂貨任務，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搞好企業民主管理。推動商業企業革除陋規，端正經營作風，改進經營管理，實行經銷代銷。根據“合理負擔”政策，由同業評議稅負，查帳計征，按行業訂立《納稅公約》，教育工商界依法納稅，同時協助政府加強市場管理，調整商業網點，實行統一議價。承擔了不少政府委托的工作。另一方面，對廣大工商業者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思想教育工作，經常由省、市黨政領導同志親自向工商界做形勢任務報告，廣泛深人地進行時事政策和愛國守法教育。推動工商界積極參加各項愛國運動，訂立《愛國公約》。至1951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市工商聯。在兩年籌備期間就有3646人參加學習會學習，建立了727個時事學習小組，組織3000余人次收聽電臺工商講座。有67646人次參加和平簽名，四萬余人參加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還捐獻大批慰勞救濟金和12架飛機。通過廣泛深入地宣傳教育，使廣大工商業者逐漸消除對新政權的疑慮，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積極擁護并參加各項政治運動，還參加了社會公益事業，并作出了貢獻。1952年9月，浙江省籌備成立省工商聯，我也參加并負責籌備工作，在此期間，省工商聯加強對全省工商業者的團結教育，幫助他們解除“五反”以后的種種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積極發展生產，搞好經營。
    中國民主建國會于1945年12月成立。新中國成立后，民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加新政協．并以人民政協的“共同綱領”和章程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1950年6月11日，唐巽澤等同志受民建總會的委托籌備成立民建杭州市分會，并在條件成熟后．于1955年4目26日成立由包達三同志任主任委員。民建以工商業界代表人士為主要成員，與省市工商聯密切配合，教育培養了大批工商業者骨干分子，在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共同任務中團結合作，發揮了帶頭模范作用，作出了貢獻。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提出要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私有制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對于消滅剝削，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工商界是有疑慮的，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和平贖買政策，要求通過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正當大家“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的時候，毛澤東主席于1955年10月29日邀集參加全國工商聯執委會的委員到中南海座談，我也參加了。主題就是如何更適當地進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參加了會議。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諄諄教導工商界要把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結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周恩來、陳云、陳毅等領導同志也講了話，闡明政策，指明前途。這就成了全國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巨大推動力量。爾后我省各地民建、工商聯進行了大規模的總路線教育，將毛澤東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向工商業者及其家屬進行廣泛宣傳，僅杭州市就有三萬多人次聽了總路線報告。實踐證明，雖然在后來公私合營高潮中出現過急過粗的缺點，但是廣大工商業者通過總路線教育，提高了覺悟，確實看到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紛紛提出申請公私合營，已是具備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條件。當時我擔任省工商聯（籌）副主委及杭州市工商聯主委，親自參加了這項工作，對黨的正確政策更是深有感受的。如在清產核資中，黨和政府采取了“寬了”政策（從寬處理，盡量了結），就在這個政策下，杭州市部分私營工商業的對公負債（如欠稅等）182萬元被免了107萬元，一批資不抵債企業全部由國家包下來，國務院還發出通知，復查糾正清產核資中的低估現象，退還高潮中的各種增資。對于發放定息問題，中央采取極為慎重的步驟，反復征求意見，進行充分協商。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務院八辦副主任許滌新同志還在無錫專門邀集華東地區部分工商聯負責人榮毅仁、劉靖基，郭棣活，王性堯、張敬禮，陳邃衡、程秉文等和我約l0人一起磋商，聽取大家意見，最后由中央決定；定息五厘，七年不變，到期再議(后改為十年)。還規定個別需要提高的可以超過，老公私合營企業已超過五厘的不予降低，不到五厘的提高到五厘。在貫徹中，各級地方政府又與工商聯就息率、起息時間等問題進行協商，然后向全體工商業者宣講政策原則，宣布發息以前如需調整資產的還可以重新調整核實資產。對這樣深入細致，認真負責的作風和層層協商作出的決定，大家都感到“仁至義盡”，  “吃了定心丸”，工商界連同他們的家屬無不皆大歡喜。
    隨著我國社會這一巨大深刻的變革，原工商業者的地位起了根本變化。在人事安排中，黨和政府將原工商業者全部包下來，根據“量才使用，適當照顧”的原則，參加社會主義企業的各項工作，同時通過提名協商，一大批原工商業者被安排在各級政府和企業的領導崗位，這又推動了原工商業者的世界觀改造。一方面在企業參加管理和生產實踐，同工人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工商聯和民建一起辦了政治學校，學習理論，弄懂弄通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在黨的教育幫助下，大家通過學習，聯系實際，找到一條真理，叫做“聽、跟、走”，即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廣大的工商界朋友就是靠掌握了這一條真理，才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劫難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始終相信黨的領導，和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得到了黨和全國人民“難能可貴”的高度評價。有一次，我和中央統戰部的老部長李維漢同志談到在共產黨的教育幫助下工商界取得的進步時，李部長坦誠地認為；這和你們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你們提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三自”方針(即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是正確的，內因為主，外因為輔，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這番話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至今言猶在耳，無限溫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和發展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文革”中和歷史上大批冤假錯案都作了平反，許多遺留下來的政策問題都得到了復查落實，而這一切又都是中國共產黨自己提出來加以糾正的。打開古今中外的歷史，有哪一個政黨有如此偉大的胸懷和氣魄o
    1979年，我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聆聽了鄧小平同志的講話。他高瞻遠矚地分析了我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特別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對我國各民主黨派，小平同志在高度評價其歷史貢獻同時，也指出：“現在它們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
    中國共產黨對工商業者和民主黨派的這一科學分析和高度評價，在原工商業者中是反響強烈，感銘肺腑的。早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后大家就產生過“感恩圖報”的心情，至此．大家對共產黨的這種擁戴心情達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許多人在崗位工作中兢兢業業，艱苦奮斗，作出成績，報效祖國。不少人為支援國家建設人才的需要，積極辦學：1979年省民建、工商聯就創辦了“錢江業余學校”，爾后又與有關部門聯合，創辦了絲綢工藝學校。全省各地民建、工商聯共辦學校16所，十年間培育了五萬名學員。省市民建、工商聯還從社會需要和自身條件出發，舉辦了一系列專業培訓班和講座，為企業單位培訓了大批職工，提高職工素質。各地還在調查的基礎上，對各行各業開展經濟咨詢服務，提出辦好企業、振興行業的意見建議，幫助解決生產技術問題，提高產品質量，開放新產品，推銷積壓產品，并幫助企業健全財務制度，改善經營管理。這種咨詢服務還擴大到省外，與支援老、少、邊、窮地區結合起來。不少退休的老同志則以“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的心情，發揮各自所長，幫助街道等創辦企業，為發展生產，擴大勞動就業作出貢獻。所有這些工作都得到了黨政領導部門和社會的贊揚。我于1983年親自帶領了調查組對杭州市民建街道支部協辦的25家企業作了調查，使我深深感到，只有黨的政策和溫暖深入人心，才真正激發起這樣昂揚的愛國熱情和積極性，使廣大工商業者的聰明和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也實現了他們的報國之志。
    1979年初，我省黨政領導為了貫徹對外開放政策，發揮本省地處東南沿海尤其是旅居海外的僑胞較多的優勢，決定盡快組建一個從事聯系推動和組織引導離華僑和港澳同胞為重點的外資前來浙江投資建設并直接由省政府領導的經濟機構，當時定名為“浙江省華僑投資公司”，省政府將此重任委托于我，由我擔任總經理，俞佐宸、竺培農擔任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對于“信貸投資”這項新興事業我們是一無經營經驗，二無資金基礎，困難不少。但為了國家建設，振興浙江的需要，我和一些熱心的同志毅然挑起了重擔，積極籌備，依靠工商界落實政策中發還的部分自有資金，舉辦愛國建設信托業務，并聯系吸收了香港等地有關人士資金，共籌集資金800余萬元，又主動出訪西歐浙籍僑胞籌資200余萬美元，1982年又根據形勢發展改名為“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大家群策群力，艱苦創業，終于使公司成為我省從事國際國內以金融活動為主的一個綜合性經濟組織，為我省發展外向型經濟作出了貢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統一戰線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鄧小平同志對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理論政策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提出了多黨合作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和優點，在他的關懷和指示下，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這個《意見》使建國四十年來的多黨合作，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恢復和發展多黨合作的實踐經驗和“文革”前長期合作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制度化、經常化。《意見》中規定的各項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實，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正在向前發展。我們民主黨派只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中共和民主黨派長期戰斗合作凝成的血肉聯系就會不斷鞏固和發展。我們欣幸生逢盛世，也深感黨和政府對民主黨派、工商聯寄予期望的殷切，身負歷史責任的重大。我曾多次和中共浙江省委領導同志談到民主黨派、工商聯加強自身建設問題，省委領導是那樣熱情鼓勵和支持。凡是浙江的大政方針，省委總是協商于決策之前，傾聽民主黨派的意見，對民主黨派的工作和進步，各級黨組織也都關懷備至，給予支持。近兩年來，民建省委會、省工商聯和各地組織積極參政議政，就我省產業結構調整，我省國民經濟十年規劃，  “八五”計劃的思路，搞活大中型國營企業、治理整頓商品流通渠道、鄉鎮企業健康發展，保持經濟適度增長、推進科技進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經過深入調查研究，通過省市部分經濟專家的論證，向政府積極提出意見建議，受到領導同志的贊揚。最近，省民建、工商聯還和省商業廳等聯合舉行“全省深化商業體制改革討論會”，收到很好的效果，為民主黨派、工商聯直接與政府對口聯系、交換意見，共商對策走出了新的路子。
    時代在發展，歷史在前進。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對我國多黨合作將會注入新的活力，提出新的要求，民建、工商聯在未來歲月是大有可為的。同時，也應看到，國內外敵對勢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廣泛領域加緊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他們還妄圖詆毀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基本制度，搞反對黨。
    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決遵循民建中央五屆二中全會所指出的，無論在多么錯綜復雜的情況下，都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任何時候決不改變；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任何時候決不背離，堅決同任何企圖搞反對黨和鼓吹搞資本主義化的思想、活動劃清界限，堅持斗爭。我們堅信，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我們祖國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為之共同奮斗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