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我得到平反復職后，趙連城先生與周雁飛先生一起來我家。在他倆和張普德先生的循循善誘下，我產(chǎn)生了加入民建組織的愿望。1984年1月7日，我被民建浙江省委會批準入會。如今，作為椒江民建創(chuàng)始人、主要組織者的張普德、趙連城、周雁飛3位老先生先后作古了，但他們的音容笑貌、磊落為人，特別是為創(chuàng)建椒江民建組織、建聯(lián)學校而奔波忙碌的身影，仍常常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 
    張普德是我東山中學的老同學，人長得胖乎乎，笑容可掬，爽朗正直，大家都樂意和他接近。他十分健談，出言吐語如珠，講起笑話、故事來神采飛揚，詩詞對聯(lián)文采絕妙，算是個解頤之人，十足的樂天派。所以，老朋友們評論他：“即使天塌下來，他也不擔心！” 
    東山中學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臺州的救亡中心，張普德在學生時代就參加了學生救國會，宣傳抗日，動員群眾。后來，學校被當局查封停辦，熱血青年們只得各奔前程。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時，他曾拿出黃金支援解放區(qū)游擊隊；解放后，他又首先響應國家號召購買公債，帶頭參加臨海的公私合營改造。他任經(jīng)理的臺州土特產(chǎn)公司，是全臺州第一家公私合營企業(yè)。公司投資山區(qū)林業(yè)，他經(jīng)常不辭辛勞，徒步走訪考察，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后來擔任臨海縣政協(xié)副主席、工商聯(lián)主委，工作盡心盡責，大家有口皆碑。1957年反右派斗爭時期，張普德被錯劃為右派，但他毫不在乎，能泰然處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他總算平了反，退休后回到了海門老家，我們相聚的機會更多了。 
    我退休后受聘于東山公園，搞花木盆景，既能與山石為伍、花木為伴，又能在東山中學的舊址上工作，為母校“東山再起”做些事，更是心安理得，真可謂進入了“鳥語花香伴頑石，閑言絮語遠癡人”的境界。 
    1983年一個春雨綿綿的夜晚，已是9點鐘了，張普德敲開我家的后門，一進門放下雨具，就神秘兮兮地拉著我的手說：“上樓去，上樓去。”我說：“胖子，什么事呀？這么大驚小怪，令人如墜云里霧中。”他又說：“有好事告訴您。”我想，大概又有什么新聞了。徑直上樓坐下后，他笑嘻嘻地說：“哲能，1982年12月，我參加了組織。”他慢條斯理，一字一頓地講。我初聽心里一驚，因為聽到“組織”兩字，耳邊好像響了一聲悶雷似的，歷經(jīng)浩劫的人心中不無余悸呀。我迫不及待地反問：“什么組織呀？”他又笑著說：“嘿嘿，是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省委會批準的。” 
    其實，我與中國民主建國會早就有過接觸。記得1950年，程精業(yè)同志擔任臺州地區(qū)海門直屬區(qū)區(qū)長時，組織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我擔任常委會的秘書工作。在召開成立大會時，工商界百貨業(yè)代表鄭鉅枚曾以民建會員的名義向大會表示祝賀，他是在上海參加民建組織的，有會員證，賀信還是我在大會上讀的，印象較深。鄭鉅枚后來也不幸被錯劃為右派，在開批斗會和聽訓話時，我倆常常雙目相視，心照不宣；“文革”結束，撥亂反正后，他卻等不到平反的喜訊，就一病身亡。所以，我對民建還是有深刻印象的。張普德接著說：“我這次在省里參加政協(xié)會議，碰上了湯元炳，湯老要我到省工商聯(lián)談談。他告訴我，現(xiàn)在工商界聽黨的話、跟黨走，又可以大有作為了，要干的事多著呢！現(xiàn)在，椒江已設市，根據(jù)民建省委會的意見，凡是市一級的都要發(fā)展民建組織，你可以先參加。”他說了一大堆，我明白了，原來是這么回事。他接著說：“你可以進來一起干，你是與工商界有一定淵源的人士。”他又問起椒江工商界的一些情況，問趙連城、周雁飛的情況，說他們都是對象，還有與原來工商界有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工商業(yè)者都可以參加。 
    當時我想，我還參加什么組織啊？參加共產(chǎn)黨，這在我年輕時曾期望過，也為之付出過牢獄受刑之苦。后來，又參加過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為海門解放做地下工作，不幸又遭歷次運動的波折，在農(nóng)村勞動改造了20來年。其間因為生活所迫，把最小的女兒送給人家做養(yǎng)女，改名換姓。如今撥亂反正，浙江省委有專門文件給我平反復職，有了不留尾巴的結論。退休了，能與花木山石為伍，這就是我的“善終”。青春旺盛時期都虛度了，臨老還出來搞什么民主黨派發(fā)揮余熱？雖然我對民建有些了解，但想想自己不會察情度勢，做事說話憑熱情，個性太爽直，弄不好會把一家子都帶進不幸，禍及妻孥。于是，我就干脆地回答他：“好意心領，難以從命，讓我圖個善終吧！再說，這個組織主要是工商界人士的組織，我不是工商界的。”我告訴普德，工商界有很多人，如趙范、陳樨、王祖仁、毛定超等都是對象，請他們出來干吧！ 
    我倆交談到深夜11點。盡管我拒絕了，但普德叫我入會的話已深深印在我腦海里了。這天夜里，我難以入眠，想了很多，可謂往事如麻、傷心歷歷。我反復問自己，還應該出來發(fā)揮余熱嗎？還能為人民服務嗎？是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才智，還是就這樣默默地拿退休工資圖“善終”呢？ 
    1983年3月，民建浙江省委會又批準趙連城、周雁飛入會，張普德、趙連城、周雁飛3人組成了直屬民建省委會的組織，開展了發(fā)展會員等工作。 
    當時，民建浙江省委會派姚良常協(xié)助做椒江工商界人士的入會工作，毛定超、王祖仁、陳樨、吳繼德、婁由章、黃正逵、錢梅棣、錢曉春、陶春茂、王仲錄等10人于1983年5月10日被批準入會，會員以工商界人士為主，王仲錄、黃正逵、婁由章是作為與工商界有聯(lián)系的知識界人士入會的。接著，趙范、徐珊玉等也入了會。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學，入會后經(jīng)常到東山公園來看我，告訴我入會、創(chuàng)辦椒江建聯(lián)職業(yè)學校等情況。他們說學校開學時，得到了市政協(xié)、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的大力支持，趙連城是校長，由周雁飛主管事務，黃正逵主管校務，王仲錄、婁由章協(xié)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缺少人手，希望我也出來幫忙。 
    當時負責工商聯(lián)工作的趙連城先生也很希望我能出來工作，他曾對我說：“哲能呀，我們雖然不是劉、關、張，但老朋友總算吧，你就這么冷漠嗎？” 
    我與趙連城是忘年交，他是我的良師、摯友、同志。記得我13歲還在讀小學時，父親就想把我送到上海學生意。雖然我們家里也有店鋪，但在自己店里是學不出規(guī)矩來的，一定要到別家商店學方可成才。父親曾舉例勸說我，當學徒也會有出息的，像同康醬酒廠的趙連城一樣，從學徒走上總經(jīng)理的崗位，管理著各分號。父親告訴我，趙連城是溫嶺人，非但經(jīng)營能力強，人品也好，書法、詩詞、古文都有一定造詣。父親還帶我到十字街同康店里去拜見趙連城。當時，我跟父親到了同康，走進經(jīng)理室，人雖未謀面，卻見到了滿室掛著的他的書法條幅，字確實寫得非常俊秀。父親也曾嚴厲督促我讀古文、練書法，我初練柳體，后學陸潤庠。當時，我看了趙連城的書法，猜測他也是學陸潤庠體的，所以對他更加欽佩、愛慕。剛解放時，我在海門直屬區(qū)政府工作，分配聯(lián)系工商聯(lián)，接觸的上層人物就是主委王仲光，副主委趙連城、周雁飛，在開人民代表會議常委會時，我們也都一道參加。趙連城對事務的處理一絲不茍，解決商店之間糾紛有節(jié)有理，日里只管同康事務，夜里在工商聯(lián)參加各行的會議，宣傳國家的方針政策。每次開會時他都做著記錄，一般用小楷或行書，書體清秀，行款清楚，如果現(xiàn)在拿出來也照樣可以臨摹的。我對趙連城的處世、為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想到他叫我參加民建，而我卻扭扭捏捏時，我感到非常內(nèi)疚。 
    后來，有一天下午，連城、雁飛又來到我家，并帶來連城寫的一首賀詩和周承訓先生的一首復職詩，喜賀我得到平反復職。  趙連城賀詩--- 隱晦韜光二十年，明珠出匣輝更研，  梅經(jīng)霜雪香猶艷，鐵淬紅爐鋼愈堅。  芝草復蘇蒙雨露，陽光廣霞起英賢，  駕輕就熟堪舒志，策馬揚鞭后競先。  周承訓同賀--- 廿年歲月不尋常，苦辣辛酸分別嘗，  未信冷灰傳熱火，須知枯木復蘇生。  應將往事付流水，只樂此身籠瑞光，  休愧滿頭悲白發(fā)，凌空展翅再翱翔。 
    臨走時，趙連城又講：“明天省委會姚常良同志要來，你也到我家來會會吧。”趙連城、周雁飛走后，我沉默深思，自責自嘆。我回想著趙老等一班老朋友的真摯情誼，又反復琢磨著這兩首詩的含義。我捫心自問：張哲能你算什么樣的人，歷次挨批，受人歧視，而今天大家這樣誠情歡迎，你還如此冷漠？！我漸漸地想通了，打定主意決定出來工作，補回我已逝的20年青春！ 
    第二天夜里，我悻悻地來到趙老衙門巷的家里，姚同志也在，他與我談了許多話，介紹了民建的歷史、服務的方向、發(fā)展的趨勢，強調參加民建組織是自愿的。表填了，名簽了，我的眼眶也潤濕了，我的心也漸漸平復了。我平生很好強，運動斗爭最冷酷時我都堅持著，生活最困難時我都硬挺著，沒有流過淚。但在趙老、雁飛送別我時，我感動得轉身就流淚了。 
    從那一天起，我都在盼望著、盼望著……終于，1984年1月7日，民建浙江省委會批準了我的入會請求，同時入會的還有王秉法、徐叢壽等7人。 
    我辭去了東山公園的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民建的工作中，同時與毛定超一道，兼做工商界會員冤假錯案的調查取證工作。這時的民建、工商聯(lián)簡稱“兩會”，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沒分工作孰重孰輕。 
    椒江民建與工商聯(lián)的日常工作由我與毛定超處理，主要問題還是由趙老、雁飛決定。趙老時時說，我倆年紀大了，你倆年輕，放手干吧！他經(jīng)常鼓勵我說：“哲能，你像漢陳平，大事不糊涂。”但是，我想，我大事最糊涂了，各種運動我都搭上鉤，這不是很糊涂嘛！吃一塹為什么不長一智？這叫糊涂透頂！初時，我處事十分謹慎，真是有些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在趙老、雁飛的幫助下，經(jīng)過較長時間的實踐，我不平衡的心態(tài)才逐漸克服，工作也有了主動性。 
    1984年3月，經(jīng)民建浙江省委會批準，成立了民建椒江直屬支部，主任趙連城、副主任毛定超，支委張普德、張哲能、王秉法。周雁飛擔任工商聯(lián)主委。 
    支部成立后，辦事就有主次了，大家覺得要把辦學作為重點工作。為此，成立了辦學委員會，以支部成員為主體，黃正逵、周雁飛也參加，批準校名為建聯(lián)業(yè)余會計學校。經(jīng)過一年的磨煉，第一期會計學生在1984年7月份畢業(yè)了，學生們讀書都很認真，教學、管理秩序也較好，深得各界好評。第二期招生海報剛貼出，各企業(yè)的財會人員和社會上的青年就紛紛報名，并要求開辦各層次的培訓專業(yè)。1984年，在專科工業(yè)會計班外又添二年制英語、日語各1班，電工1班，商業(yè)會計1班，開始從單一學科向多學科發(fā)展，不過仍在晚上上課，屬于短期培訓性質的學校。 
    建聯(lián)學校是為椒江、為社會培訓人才，而不是為了賺錢，所以收費很低。根據(jù)辦學委員會的精神，只求收支平衡，這也是趙老一再告誡的，是一條不容超越的原則。 
    進入1985年，辦學經(jīng)驗有了些積累，也得到了社會上的贊許，我們覺得學校應上一個新臺階。當時椒江市初設，百廢俱興，各方面建設都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養(yǎng)需要靠教育。大家認為，椒江民建要義不容辭地擔當起這個責任，積極開拓職業(yè)教育的新路子。于是，我們著手籌備3年全日制財會職業(yè)高中班。 
    要辦好一個學校，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我們完全處在三無狀態(tài)：一是學生上課無教室，臨時租用別人的教室，被人歧視，晚上上課常發(fā)生糾紛，管理十分困難；二是無基本師資；三是辦學無經(jīng)費。但我們始終相信，經(jīng)過大家的努力，任何困難都是會得到解決的。 
    機會終于來了！工商聯(lián)老會員王子鑫，1984年3月加入民建時，已經(jīng)83歲高齡。他過去曾經(jīng)營麻帽業(yè)，設有滋豐帽行，做進出口生意。他當年帽行的合伙人，叫沈炳麟，是一位港商。沈先生一直把過去曾長期經(jīng)商的椒江當作第二故鄉(xiāng)，年老思鄉(xiāng)，想為椒江辦些社會福利事業(yè)，在滬與王子鑫相會時談起過此事。趙老獲悉后，決定赴滬與沈會晤。他冒著熱暑，與王子鑫、周雁飛到上海會晤沈先生，介紹了椒江的發(fā)展現(xiàn)狀，提到由于學校少，存在著青少年入學難的現(xiàn)象，長此下去，學生流落街頭，既會造成社會不穩(wěn)定，也會讓我們的事業(yè)后繼乏人。在兩老的誠懇勸說下，沈先生答應出資辦學。回來時，趙老欣喜萬分，立即與政府、統(tǒng)戰(zhàn)部、教委等多方聯(lián)系，同意在椒江南山麓建校。 
    學校于1984年2月破土動工，先建3層教學樓15間，擬在9月1日起招生6個班，可以入學330多人，校名定為三梅中學，這是三老努力的結果。三老不是什么偉人，他們僅是普普通通的民建會員，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上，都有“多辦一所學堂，少造一所班房”的樸素思想，他們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后來，沈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投資，在椒江陸續(xù)建造了老人樂園、養(yǎng)老院、幼兒園、醫(yī)院大樓等等，我想這也是椒江民建三位長者的一份功勞。 
    王子鑫先生作古了，在建校初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慷慨資助自己積蓄的4萬元，其中3萬元建造教學樓，1萬元用于筑河堤。還有黃正逵老校長也作古了，他從建聯(lián)學校創(chuàng)辦起，到我接替校長職務止，整整干了10年，嘔心瀝血，為建聯(lián)學校、為社會辦學事業(y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天，在回憶民建初創(chuàng)時期所歷之事時，帶上這兩位老先生一筆，以表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