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民建浙江省委會名譽副主委、寧波市委會名譽主委朱爾梅     

    我是一名從事造紙業的原工商業者。1949年5月寧波解放，我開始接觸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看到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樸素的作風和嚴格的組織紀律，無比崇敬。 
    當年6月，寧波市軍管會領導召集工商界人士開會，闡述黨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要求大家守法經營。1950年1月，寧波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先后召集了舊商會和舊同業公會理事及各業代表座談，肯定了寧波市工商界在解放初反美蔣飛機轟炸、平抑物價、穩定人心和支前工作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和積極貢獻，強調成立市工商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市工商聯籌委會。從這時起，我開始認識到工商聯是在黨領導下團結教育廣大工商界愛國人士，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也是黨引導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教育我們在新社會里如何做人處事的學校。我從思想上加深了對黨、對工商聯的感情，主動靠攏黨、靠攏工商聯組織，使自己較好地接受改造。 
    1956年1月17日，我被批準為民建會員。當年2月，我十分榮幸地出席了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終生難忘的是2月28日下午，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我們與會代表，并合影留念。毛主席發表了《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諄諄教導原工商業者要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給我們日后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下定決心，努力改造自己舊的意識和觀念，業余時間開始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又訂閱國內期刊和外文資料自學進修，鉆研技術，不斷充實自己。 
    在黨長期的教育關懷和民建、工商聯“兩會”組織的培養幫助下，我不斷得到成長和提高。1982年2月，我當選為寧波市副市長。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工作跨度。面臨著全新的、陌生的領域，我深感責任重大，決心盡心盡責，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在市政府工作期間，我先后分管過工業、財貿、審計、物價、工商以及民族宗教等工作。當時，市委書記、市長和黨員副市長對我的工作都給予極大支持，為我創造了十分良好的工作環境，并一再鼓勵我大膽開展工作。一開始，市委安排黨員副市長伏慶祥同志主管工業，以幫助我逐步適應和開展工作。伏慶祥同志先讓我深入全市各主要工業企業調查。在一次聽取匯報時，他頗贊許我以財務狀況為重點并結合質量狀況取一段時間的動態軌跡來分析經營趨勢這一工作方法，說這個方法既可以掌握實質內容，又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久，即將部分企業事務交由我直接處理。我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我經常告誡自己，在思想上決不能認為是黨外人士就可以放松對自己的要求，政府是一個整體，個人的一言一行同樣關系到政府的形象。要時刻牢記自己的職責，對黨和人民負責。因此，在工作中我努力取得相關部門領導的支持和配合，使上下左右同心協力，互相合作，共同前進。 
    我任第七、八兩屆副市長期間，正是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期，我有幸參加了寧波市對外開放的起步工作。寧波是我國著名的港口城市和浙江省的重要外貿口岸。然而，在1984年以前的30多年，寧波經濟雖有很大發展，但和兄弟城市相比，由于地處東海前哨，在長時期戰略備戰決策下，發展受到一定制約。1983年，全市工業總產值僅52.06億元，全年外商來料加工66項，創匯244萬美元，合資企業僅兩家。當時在外貿、外經、外資活動中，尚沒有直接對外貿易權、引進設備審批權、外匯結算結匯權、補償貿易和合資合作權、出國考察審批權、直接接受捐贈權等等。當時有一位在港的寧波籍人士想捐贈救護車給家鄉人民，因為尚需向上申報審批，我們當場表不了態。這位同胞十分遺憾地說，送給你們都這樣不方便，不要講做生意了。當時，這件事對我感觸很大。 
    1984年對外開放的春風，使寧波的經濟扶搖直上，步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寧波市的開發建設，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視。當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寧波被列為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沿海14個港口城市之一。 
    年初，市委書記葛洪升和市長耿典華在北京參加了部分沿海城市座談會?；貋韨鬟_后，大家都感到無比振奮。葛書記說：我們盼望的政策，所要的權力，這次中央都給了，我們一定要以高度的自覺性和責任感，保證中央決策在寧波的貫徹落實。1985年10月，國務院成立了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由國務委員谷牧任組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陳先任副組長，包玉剛和盧緒章任顧問。國務院和浙江省相繼作出“把寧波市建設成為華東地區重要的工業城市和對外貿易口岸”、“浙江的經濟中心”的重大決策。中共寧波市委提出了寧波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這就是：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堅持開放與改革雙管齊下，外引與內聯同步進行，充分發揮深水良港的優勢，以港口促工業，促內外貿易，帶動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加速實現把寧波市建設成為華東地區重要的工業城市、對外貿易口岸、浙江的經濟中心和全國沿海首富地區之一的目標。后來逐步形成了大家都熟悉的“以港興市，以市促港”的發展戰略。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市委、市政府考慮問題十分周到，工作也細致扎實。特別使我倍有感觸的是：提出要進一步落實各項統戰政策，認真做好僑務工作。提出要引資，先引心；要引心，先要落實政策。后來為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關于“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指示，決定從市內有影響的工商界人士中，挑選一些有活動能力、條件合適的人到對外經濟部門工作。當時，耿典華市長擔任市對外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我擔任了副組長，始終參與了全市開放規劃制訂、開發區選址以及具體方針政策的研究制訂的過程。在整個工作過程中，我們既突出主旋律，又盡可能照顧各方面；既放手大膽地干，又細致認真地操作，體現了黨的優良傳統與工作作風。這一段工作經歷，使我受益匪淺。 
    當時，我的分工是重點籌建寧波市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以及審批外貿局來料加工合同和審核經委企業技改設備引進項目等，同時亦參與開設對外窗口。我們先設立市政府駐香港辦事處，在盧緒章顧問直接指導下，很快成立了香港寧興開發有限公司。為擴大對外融資渠道，向人民銀行總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申報屬非銀行金融機構寧波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涉外功能。后寧波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獲準可進行境內外外匯信托存款、放款、投資和借款，買賣或代理買賣外幣、有價證券，國際融資租賃和外匯擔保等業務。1984年市政府先后任命我為寧波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總經理和寧波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等職，1985年7月任香港寧興開發有限公司第一屆董事會董事長。 
    1984年6月，寧波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正式成立后，市委、市政府決定聘請工商聯周信濤和崔漢章兩位同志任副總經理。港澳同胞與我們一接觸，他們便認為寧波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確有特點，總經理和副總經理都是做過生意的工商界人士，這樣好講話，對工作有利。有了這個總公司，使寧波市在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發展合資企業時，就有了對應的中方機構，改變了過去有了外方項目，再急促物色市內合資單位的被動局面。我記得較早的一件事，就是辦理香港著名人士包玉剛先生之弟包玉星先生合資開辦花港公司事宜?；ǜ酃局饕洜I高速客輪的客運業務，選船的航速為32節，等于每小時59公里。這在當時對縮短甬滬之間航程，擴大寧波對外開放，有很大的作用。為提高知名度，我與包玉星先生商請當時任國務院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組長的谷牧同志題寫甬興輪船名，谷牧同志欣然同意。后來在辦理向交通部申領合資海上客運運營證時，沒想到我們這一創意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使當時全國第一條海上中外合資客運航線很快得到批準。于是，全國首家從事海上客運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寧波誕生了。 
    寧波市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的對外經營業務，我提出要努力按國際慣例辦理，樹立良好信譽。對方提出的事，無論可行不可行或尚在研究，都應有明確態度，及時讓對方了解，起碼必須做到有信必復。在簽訂合同時，每一條文均需由主辦人、主管負責人和辦公室三層把關。我強調在訂合同、結算時一定要把其他幣種以當日牌價結算為美元，作為我公司合同的唯一交易幣種。因為當時我們手中只有美元，這樣可以避免外匯幣種兌換匯率波動風險。這一決策在花港公司向挪威訂船的交易中，果然效果很好，避免了訂約不久挪威克朗升值的風險損失。我還提出，對屬于我方的責任時段必須進行保險；對合資方資信情況必要時一定要委托中國銀行向外方獲得可靠資料，避免上當；同時，為了打開勞務輸出的外經工作局面，公司還制訂了一系列措施等等。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總公司的任務和定位比較明確，通過全公司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幾年來取得了較好的業績。 
    寧波市進一步對外開放，使廣大市民無不歡欣鼓舞。但也擔心物價指數上升，副食品供應緊張，因為有些城市已出現過這種情況。所以市委下決心一定要搞好農業，一方面使城市的食品供應得到充分保證，另一方面使農民盡快富起來。我因同時分管物價部門工作，故在這方面也做了些事。物價工作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是千家萬戶每天都接觸到的事，務必要做到細致扎實。當時的市場供應正處在計劃供應開始轉向市場供應階段，1983年底布票取消了，相繼放開了不少商品的價格，豬肉價格在1985年也放開了。一步步放開價格，促進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副產品、食品豐富起來，同時也出現個別經營者在市場某些物資短缺時，乘機漫天要價、欺行霸市、牟取暴利的行為。為保障人民日常生活，穩定市場秩序，市財辦、物價局和工商部門做了大量工作。當時還離不開采用財政撥款進行價格補貼來平衡穩定物價。如1983年豬肉補貼近800萬元，魚禽蛋補貼250多萬元，蔬菜補貼130多萬元。由于百業待興，處處均需資金，財政撥款的補貼金額難以再有所增加了。經研究，我們采取走開源和加強管理相結合之路。開源一環，是先支持農牧場和近郊建立肉豬和蔬菜基地，以取得可靠的副食品來源，再用本地產的冰箱、床單和卷煙等熱銷產品，運往產豬的省市搞協作，調入豬肉冷藏，一旦市場出現肉缺價揚時，立刻適量投放市場。當時，豬肉是小菜籃的主角，肉價穩定可以起到穩定菜場大局的作用。補貼從直接轉向間接，將補貼專用于基地和冷藏電費及存貸利息上，手中有了調控物資，就有了主動權。在管理一環，除工商、物價部門進一步加強日常管理外，對重大價格調整項目的出臺，在市長辦公會議議了后，做到征求人大、政協各方面意見，還組織專項跟蹤檢查。同時做好明碼標價基礎工作。1985年建立個體勞動者協會，通過個協，加強對經營者的守法自律教育，提倡同行相互監督。總工會還成立了職工物價監督總站，堅持量大面廣的每日檢查。在此期間，還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工商聯同志，不定期進行市場物價檢查。他們各自聯系了社會各階層很大一部分人士，集思廣益，許多意見都切中時弊，有助改進工作。這一系列做法達到了改善物價管理工作的效果。 
    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我的體會是為群眾辦好事，即使一時不被理解，甚至對立，只要開誠布公，工作扎實，使老百姓獲得實惠，群眾是會擁護的。如鼎新街發生火災后，我考慮到東渡路馬路攤位道路狹，攤位多，居民密集，萬一發生火災，后果不堪設想，應作遷移，防患于未然。經與工商局共同研究，最后決定將東渡路全部攤位遷至望湖新建市場內。當工商人員對攤主作動員時，不料反響十分強烈，個別攤主甚至揚言：“朱爾梅要我們飯吃不下，他敢來叫我們搬遷，就放他血。”我決定親自召開一次座談會，以作溝通。這時工商局同志好意勸我不必參加了，由他們繼續做工作，據掌握的情況看，個別攤主已經串通起來，打算硬頂死抗，不許一個攤位先遷，情勢很僵。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自己更應該出面，去了有利于化解矛盾，加快動遷。到會場后，果然個別人對我怒目相視，也有人竊竊私語，氣氛很不平靜。我心平氣和，出自內心為他們切身利益著想，詳細分析了遷與不遷的利弊得失后，會場慢慢靜下來了。最后我明確指出兩點：一是政府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姑息遷就，決定遷移了，一定要遷移，態度是堅決的，這也是對廣大群眾負責。二是一個市場內攤位的位置有相對的好與差，過去都采用抓鬮辦法，這次采取以登記次序先后安排，既公平又合理。然后，我問他們這個辦法好不好？多數個體經營者拍手了，對此辦法表示擁護。最后我表態，今后一定會對望湖橋市場的興旺關心出力，大家有什么事既可以找工商，也可以找我，都歡迎。對立的情緒得以化解。事后我確也為望湖橋市場的發展傾注過一些心力。我與市公交公司商量，請他們在望湖橋市場門口增設一個正式停車站，以解決市場客流的方便與暢通。我隨后還組織財辦、工商、財稅部門有關同志一起去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調查取經。回來后，在取得各方面意見一致的基礎上，允許市場零售和批發可以兼營，也允許納稅后商品上不再件件蓋章等。 
    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幾年時間里，自己確實得到了鍛煉和提高，許多工作從不懂到懂，努力實踐，克服困難，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些成績，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愛。從1983年起，我被選為第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8年在寧波市第九屆人代會上，我被選為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任財政工委主任。市人大常委會在孫家賢、項秉炎兩位主任先后領導下，一切工作計劃有序，依法辦理。通過人大工作，使我對法治有了進一步認識。期間曾參與幾件事，如較細致地審核市級財政預算，不斷分析執行情況，及時提出意見；爭取寧波市被批準為較大的市，可制定、報批地方性立法(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象山港水產資源保護條例》的調查、起草、制訂和提請批準等。 
    1993年，我又先后被推選為政協浙江省第七屆委員會常委，政協全國第八屆委員會委員，政協寧波市第十屆委員會副主席兼經濟科技委員會主任等職。在十屆市政協，葉承垣主席領導一班人，在履行政協職能方面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開創了政協工作新局面。這5年，市政協發揮政協特點和優勢，為實現“以港興市，以市促港”發展戰略出謀獻策，組織了長江流域部分兄弟城市政協主席聯誼活動，共同來探討加強寧波與長江流域城市的聯系和合作，因各地政協主席多數是從市委或市政府的領導崗位上轉到政協的，他們情況熟悉，頗有見解，影響較大，這使政協的參政議政走出新路子。政協工作對我的啟發教育很大，使我認識到，工作要有所創新，必須要站得高，看得遠，從宏觀大局出發，才能產生影響和作用。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我先后提出：建議國務院盡快把長江三角洲的港口群構筑成大型組合港；建議建設杭州灣大通道；為開發建設我國海洋，從提高全國人民思想認識入手，建議中央電視臺開播“藍色國土”海洋專欄節目等等提案。在十屆市政協，我和經科委的同志曾就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稅制重大改革提出7條建議，希望市財稅部門充分做好銜接和準備，讓全市廣大財會工作者了解新稅法和增值稅的重大意義，并嚴格規范執行。對此，政協領導十分重視，及時向有關部門建議，使之得到采納和辦理。經調查研究，還對《寧波市科技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長遠規劃》提出可供政府部門參考的多項意見和建議。 
    1995年，市政協組織委員中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主要負責人訪問香港，我任團長。在香港回歸前夕，我們與香港人士加強聯系，增進友誼，在宣傳愛國統一戰線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1997年，我隨團出訪意大利港口城市里亞斯達和西班牙巴塞羅那港，使我擴大了視野，增長了見識。  
    回顧建國50多年來的人生經歷，感慨萬分。我的根是在民建、工商聯。正因如此，我先后擔任了民建中央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民建浙江省委副主委、名譽副主委，浙江省工商聯副會長，民建寧波市委會副主委、主委，寧波市工商聯副會長等職。同時，我作為一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負責人，又先后在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擔任了領導職務。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我做了一點自己應該做的事，然而卻得到了黨和人民對我的如此重視和殊榮，使我深感有愧。我從一名原工商業者走到今天，這完全是靠黨的培養和教育，完全是靠民建、工商聯“兩會”組織和同志們的培養、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情難忘，永當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