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工商界人士在黨的政策感召下，自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樹立了堅定跟黨走的信念。工商界人士的家屬在支持親屬投身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同時，自身也積極接受改造，并參與了力所能及的許多社會活動。工商業者家屬中有許多是民建會員，這些家屬會員在不平凡的歲月里，經歷了許多不平凡的事，發揮了半邊天的作用。
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1953年10月，在杭州市工商界人士學習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后不久，市工商聯干部周文叔、市民建分會干部周平英開始走訪在杭少數有代表性的工商界家屬，并不定期地請她們參加一些會議，如市婦聯舉行的“三八”國際婦女節慶祝會、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會及各種內容的座談會等。
1955年3月6日，市工商聯成立了家屬科，由李光儀任科長。在市婦聯、市工商聯直接領導下，又設立了市工商聯家屬工作委員會，由工商聯領導人湯元炳夫人張元和任主任。
1955年底，湯元炳主委對市工商界骨干及家屬傳達了毛主席《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的講話，要求骨干分子及家屬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起模范帶頭作用。家屬骨干不分晝夜走街串巷，向各行各業的家屬傳達講話精神，要求廣大家屬不拖親人后腿，化阻力為動力，鼓勵支持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在順利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中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1月初，在民建市委領導下，建立了家屬支部籌委會，當年，支部正式成立，由張元和任主任。工商業者家屬陳瀛初還擔任了市婦聯副主任。同年2月，部分家屬列席浙江省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陳瀛初、繆佩珍在大會上發了言。
1956年1月底，民建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工商界家屬工作匯報會，杭州民建有婦女干部周平英，工商界家屬繆佩珍、汪莉英3人前往參加，并在大會上發言。周平英匯報了杭州市開展工商界家屬工作的情況，繆佩珍談了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汪莉英匯報了工商業者家屬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的體會。會議期間，民建中央率領24個省（區）和北京、天津、上海的工商界代表和參加匯報會的家屬參加了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開幕式。家屬們光榮地見到了毛主席、劉主席和周總理。匯報會結束后，全國婦聯領導蔡暢、鄧穎超，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和家屬們親切座談，對家屬們的積極行動給以鼓勵，并指出思想改造過程的長期性、復雜性，工商界婦女一定要解放自己，和親人一起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1956年3月，民建中央、全國婦聯、全國工商聯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杭州市工商界家屬有14人參加，其中民建婦女會員12人，會員家屬1人。她們是張元和、陳瀛初、黃雪瑛、翁之瑾、張銀瓶、王漱芳、沈英娥、李蘊玉、王蘊華、張蘭、齊愛俊、陳瑛、汪雪筠、張佩蘭。代表團團長為張元和，副團長李竹坪（婦聯）、陳瀛初，副秘書長周平英。會議期間受到毛主席及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并合影留念。會議號召工商界家屬要努力學習，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樹立勞動觀念，建立團結和睦家庭，鼓勵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爭取成為五好家庭。
1956年4月，工商界家屬蔡幗英，民建會員胡燕蓉、來羽飛、繆佩珍到工商聯政治學校系統學習政治理論、時事政策。學期結束，繆佩珍被評為優秀學員。為了使家屬工作經常化，1956年9月在市工商聯、市民建、市婦聯的關心下，成立了家屬工作委員會，主任李竹坪，副主任張元和、陳瀛初、許美玉、周平英、繆佩珍、汪莉英。根據家屬的實際情況，組織不同形式的學習，有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事、政策、方針的講座，有定期小組學習，聽輔導報告等，并且做到學習與討論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聯系，以此提高廣大工商界家屬的思想認識。
1958年9月，市工商界家屬工作委員會、市民建家屬支部改選，張銀瓶和顧文芳分別擔任主任。
參與“大躍進”運動
1958年，杭州市民建、工商聯在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的指引下，組織原工商業者和家屬召開“自我改造大躍進”大會，加快自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步伐。會后，家屬和原工商業者一起參加了勞動，主要有：（1）參加通上公路勞動。（2）參加洛山牧場的農業勞動。（3）自辦高爐煉鐵。在顧文芳從華豐造紙廠借到關鍵設備鼓風機后，市民建、工商聯在水星閣建起了第一只小高爐。（4）參加工廠勞動。繆佩珍、方碧云等到街道居民區縫紉加工廠工作，陳輝、來羽飛、吳虹影等到水泥袋加工廠工作。
在“大躍進”年代，家屬們為加強自我改造，還開展了一些社會工作：
（1）辦托兒所。家屬黃瑞琳在自己的住宅內辦起了托兒所，從負責人黃瑞琳到清潔工金巧云，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由原工商界家屬擔任。（2）辦幼兒園。祖廟巷幼兒園由張銀瓶負責，王蘊華等家屬參加。（3）組建生活服務站。在民建工商聯辦公樓院子內，有顧文芳、陳月娟、方碧云先后負責的生活服務站。服務內容有：整舊、改新、洗燙、編織、翻絲綿等多種項目。
撥亂反正
“文化大革命”開始，市民建、工商聯停止了一切活動。原工商業者被劃入“牛鬼蛇神”，家屬成為“資本家臭婆娘”，被逐出托兒所、幼兒園、服務站，在街道居民委員會做居民干部的家屬亦被取消工作，抄家無一幸免，游街、陪斗也在所難免，但家屬們在逆境中，沒有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一有見面機會，就互相鼓勵，堅定信心。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民建、工商聯恢復了工作。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民建家屬代表顧文芳參加大會，有幸向全國婦聯領導和鄧穎超大姐匯報工作，并受到鄧小平、彭真等領導同志的接見。在中央統戰部與全國政協宴請全體代表的盛大晚宴上，鄧小平同志在講話時要求各民主黨派成員及原工商業者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做共產黨的“諍友”。之后，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逐步落實一系列政策，極大地鼓舞了工商業者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積極性。民建“三大”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口號后，家屬的激情絕對不亞于原工商業者。家屬支部顧文芳、繆佩珍、錢鳳娟主動走訪支部會員的每個家庭，了解情況。經過“十年動亂”，家屬會員中多數已年老體弱，有的已病故。但是，家屬和原工商業者一樣，雖然經歷了十年風雨，“聽、跟、走”的信心不動搖。支部成員中相對年輕、身體較健康的會員們，立刻恢復了支部活動。家屬支部與老年支部成為民建恢復工作后最早過組織生活的兩個支部。
支持籌辦錢江業余學校
1978年，省民建、工商聯提出籌款辦學設想，家屬王漱芳、黃瑞琳當即響應。其時，王漱芳、黃瑞琳本人都無工作，依靠已故丈夫的遺產生活，仍各捐2萬元，支持辦學。
家屬支部會員顧文芳支持丈夫將落實政策時的補發工資4萬元，全部捐出辦學，并鼓勵丈夫負責籌辦錢江業余學校，擔任校長之職。
家屬支部會員繆佩珍、胡燕蓉在錢江業余學校開辦之初工作人員較少的情況下，幫助學校抄寫學生名冊等各種文字工作。
錢江業余學校開辦之初，工作人員少，工作繁忙，且業余學校的特點是都在晚間上課，因此這些老民建會員經常是一天三班，日夜到位，非常辛苦，家屬顧文芳、張元和每學期都代表學校感謝慰問他們的家屬，使學校工作人員非常感動。
自籌錢江婦女服裝社
家屬支部會員顧文芳、錢鳳娟、王漱芳等受原工商業者、民建會員為安排知識青年返城就業與街道合作辦企業的啟發，向省工商聯商借資金2000元，利用市民建、工商聯機關內閑置的一間空房辦起了錢江婦女服裝社，門口設攤為門市部，內側為工場。參加服裝社工作的有顧竹君、陸慧淑、李美芳等會員和家屬。由于服裝社有不收布票的燈心絨和質優價廉的絲綢零料，一時門庭若市，在中山中路上小有名氣，營業范圍也逐步擴大，發展到自產自銷的兒童服裝。為提高服裝質量，改善服裝式樣，還聘請杭州香港服裝店的民建會員王麗生來服裝社義務傳授技藝，作了多次裁剪講座。至此，服裝社不但有店面（名叫錢江化纖商店）出售呢絨、絲綢、棉布等面料和兒童服裝，并擁有來料加工的工場，來料加工業務中有為顧客量身定做的男女襯衫、長短褲、兩用衫、中山裝等，還曾接到江西省南昌市業余音樂隊的幾十套西裝訂貨。錢江婦女服裝社是當時杭州市民建、工商聯的第一家自辦企業。
社店共有職工15人。兩年多安置待業青年27人次，總營業額為531292.34元，納稅10496.07元，利潤29777.18元。顧文芳因此連續8年被評為市“三八紅旗手”和省、市、區“五好家庭”，1983年還被評為全國“五好”家庭。
錢江婦女服裝社的管理費所得，除豐富家屬們的活動外，還用來開展一些其他方面的服務。如為減輕市民建、工商聯干部們洗衣、洗被的家務勞動，服裝社贈送給市民建、工商聯洗衣機一臺；為支持“老年之家”的京劇團，服裝社出資購買了一套鑼鼓相贈；為關心下一代，連續兩年“六一兒童節”，服裝社把家屬個人捐款購買的奶粉、餅干等食品和服裝社庫存的兒童服裝捐贈給良渚兒童福利院，得到了市婦聯、市民政局的好評。
1984年，市民建、工商聯籌辦杭州工商企業公司，接收了錢江婦女服裝社的場地及全部資金、資產，家屬全部解散，錢江婦女服裝社從此結束。
關心少年兒童工作
為響應杭州市婦聯提出的婦女工作要關心少年兒童成長的號召，市“兩會”在每年“六一兒童節”都舉行茶話會，開展有益于兒童的活動。1982年，黃瑞琳為市兒童福利基金會籌集1000多元，“兩會”婦女集資790元。1983年，支部骨干繆佩珍、錢鳳娟、王云生等在兒童節前義務勞動，自裁自制童裝，按成本出售，受到社會和家長的歡迎。1984年，發動“兩會”成員籌資227元購買食品、玩具、圖書及童裝156件，慰問市兒童福利院的兒童。1985年，發動婦女捐獻300多件童裝給兒童福利院。“兩會”婦女還曾連續多年輪流向市政府幼兒園、區街道幼兒園捐款捐物。
“兩會”婦委會還為“兩會”婦女干部及家屬舉辦幼兒家庭教育講座，印發資料，宣傳幼兒家庭教育的重要意義及其基本內容，邀請省兒童保健院副教授俞秀英醫師、兒科名中醫唐福安講解兒童常見病的預防治療，并在現場解答問題。“兩會”婦委會還請市政協委員、東園幼兒園主任張焉和清波幼兒園主任傅奉欽講解幼兒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在少年兒童工作中，支委黃瑞琳和王漱芳的工作尤為突出。黃瑞琳早在1958年就出資在家中辦全托幼托所。1979年在黨給工商業者落實各項政策后，她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幼教事業盡自己一份心意，向兒童福利基金捐款4萬元；為擴建橫河幼兒園捐資1萬元，另捐款添置電冰箱、鋼琴、玩具，并幫助幼兒園改善飲食營養、午睡條件、教育質量、健康狀況；她為翻建學士路幼兒園（現名行知幼兒園）捐款10萬元；籌建新世紀外國語小學時，她除了捐款，還提出許多合理化建議。鑒于黃瑞琳為少年兒童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她被評為區、市、省、全國“三八紅旗手”及市少年兒童先進工作者。1983年她光榮地出席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她還歷任浙江省四、五、六屆政協委員。
王漱芳早在1958年就向省、市工商聯辦的錢江、求是兩所中學捐了巨款。她除在“兩會”做好婦女工作外，還是居民區的副主任兼婦女主任。她捐款1萬元擴建湖濱幼兒園，為市殘疾兒童捐款3000元。在暑假里,她組織幫助少年兒童復習功課，帶領他們參觀；她熱心校外輔導工作，幫教失足青少年；帶頭辦集體企業，安置待業青年。因而多次被街道、區、市評為少年兒童教育先進工作者，1981年被評為市“三八紅旗手”，任上城區六屆人大常委，1983年4月起任浙江省五、六屆政協委員。
配合市“兩會”開展咨詢培訓支邊工作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兩會”家屬領會精神，鼓勵支持丈夫投入經濟咨詢、培訓、支邊等工作。
“兩會”婦委會對主動支持丈夫支邊工作的家屬給予贊揚及關心。如余益娟在丈夫、民建會員何寶湘離杭支邊后，婦女干部孫酉蘭、家屬會員顧文芳、繆佩珍多次代表組織去探訪她，告訴她丈夫的工作、行程、飲食起居等情況。在組織的真誠關心下，余益娟感到很溫暖、寬心。繆進友的愛人張大姐對支邊有顧慮，擔心丈夫年齡大，路途遠，身體吃不消，婦委會同志就把當地組織及有關部門對她們親人的重視和熱情款待告訴她們，使之消除顧慮。當她們丈夫光榮歸來時，“兩會”組織歡迎會，請支邊人員偕家屬雙雙出席，使她們感到丈夫的成績是她們支持的結果。
當“兩會”成員協助湖濱街道籌辦湖濱托運服務部時，民建會員林治元的家屬有顧慮，王漱芳、張蘭配合街道干部家訪10多次，王漱芳還自己掏錢買慰問品去看望，幫助林治元愛人消除顧慮，支持丈夫辦好企業。
1984年培訓班教員李維杰家屬擔心丈夫的健康，不愿他繼續教課，繆佩珍與培訓班的同志一同前往對家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使家屬改變態度，不但支持丈夫繼續講課，還給女兒報名參加培訓班學習。
同年，婦女支部與飲食業民建會員聯合舉辦活動，由婦女支部會員和會員家屬表演家常菜的烹飪技術，有王蘊華做的揚州獅子頭、燒干絲、爆鱔段，呂滿的炸豬排，洪美英的五彩豆腐，顧竹君的開洋香干拌芹菜等，受到飲服公司的表揚。
關心工商界家屬
對“兩會”婦女骨干進行家訪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訪問工作，主要是動員“兩會”家屬參加學習，提高政治思想覺悟；80、90年代是動員家屬鼓勵支持親人發揮余熱，投入咨詢、支邊、培訓辦學等工作。婦女支部會員幾十年來始終關心著家屬骨干的家庭及生活，對年紀大、體弱、行動不便的家屬除節日慰問外，生病時更是探望不斷，困難戶和遺孀是關心的重點。
婦女工作是家屬婦女支部的工作重心，在頻繁的家訪中，支部的骨干們敞開心扉，與家屬促膝談心，努力為她們排憂解難。民建會員金奎先是錯劃右派，妻子余琳在1958年受丈夫牽連被迫離崗回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丈夫得到平反，在走訪中繆佩珍得知余琳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經支委研究后，由黃瑞琳多次聯系下城區委統戰部和絲綢局，終于辦妥了余琳的退休手續，使她有了社會保障。她萬分感謝組織對她的關懷，從而積極參加居委會工作，被評為積極分子。
工商聯常委、民建會員趙柏林退休后在錢江業余分校發揮余熱，因心臟病猝死在崗位上，繆佩珍代表組織慰問了他的家屬。家屬們為趙的兩個低能兒日后的生活犯愁，繆既對家屬進行勸慰，又向工商聯反映情況，請求工商聯組織處長徐根富會同趙的單位領導向市民政局申請為其中一個低能孩子解決生活醫療問題。3個月后得到落實，趙的長子專赴市工商聯組織處及民建婦女支委表示其謝意。
民建會員李重、張蘭夫婦在舊居拆遷時，心事重重。繆佩珍在走訪中了解到，張蘭在湖濱街道干過10年以上居委會副主任兼婦女主任，按上城區政府政策，張蘭可以享受生活補貼。經過多方反映，終于使問題得到了解決。工商業者遺孀金巧云是家庭婦女，無生活來源，長期靠補助生活，卻又不幸遭受火災。干部孫酉蘭和繆佩珍經與街道等有關部門聯系，使其得到了補助并解決了住處，得以安度余生。鄰居們說，你們單位真好，她幸虧有你們的幫助。民建婦女支部骨干汪雪筠是家庭婦女，體弱多病，丈夫在世時退休早、工資低，由工商聯長期補助。1995年她丈夫病故，“兩會”部分婦女成員出資為她丈夫安葬，此后支委將她作為重點關心對象，直到病故。
對外聯絡工作
婦女支部成員在對臺灣、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接待聯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建副主委顧文芳有很多親屬在海外，頻繁來到大陸，她都熱情地做好接待工作，并熱心為臺屬工商業者汪萍青與在臺大的教授丈夫溝通關系，使他們在港會面，了卻汪萍青最大的心愿。1982年顧文芳被評為市歸僑僑眷先進工作者。
支委吳虹影的干爹趙曾玨是國民黨高級官員，解放前去美國，曾兩次回國觀光訪問，并贈送給浙江大學價值人民幣30萬元的教學儀器設備。在杭期間，吳虹影熱情接待，又經多方聯系，落實了趙曾玨在杭的花園洋房。
來羽飛協助街道走訪社區的僑眷，使一封從美國寄來的死信變活，為拱墅區小河街道的兩名臺胞及臺屬找到了親人，并使他們在港會面。1981年，她被評為區僑眷聯絡員積極分子。
茅愛鳳為街道一女工找到在美國的妹妹，并幫助她辦理去美探親手續，還將一封無法投遞的海外來信，在紹興找到了收信人，使離別36年的親人取得了聯系。1981年，她被評為區僑眷聯絡員積極分子。
繆佩珍在1978年通過在港親屬為省民建湯元炳主委提供了幾名香港著名實業家的政治經濟情況。通過定居美國的表姐為邵芝巖筆店負責人找到多年無法聯系的在臺親屬，又通過定居美國的表外甥女，將信件親手送到邵芝巖筆店負責人親屬（原國民黨財政部次長，后任臺北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手中，經過幾年的信息傳遞，消除了他們的顧慮。該親屬在1991年4月曾回杭祭祖。1994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其姑母夫婦是復旦畢業的）捐資建造一幢可容納約300多人的三層樓女碩士生宿舍，1998年又在老家紹興捐建一所小學。
需要說明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民建組織開始發展新會員，有不少女知識分子入會，為了與時俱進，家屬支部改稱為婦女支部。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婦女支部仍是由原工商業者的家屬組成。隨著家屬會員的年齡不斷增長，今天她們已都是八九十歲的耄耋老人了，但無論如何，由于她們具有時代特色的工作，為民建會的歷史增添了燦爛的、永不磨滅的的一頁。
（作者系民建杭州市委會名譽副主委顧文芳 原民建杭州市婦女支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