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一年后，金秋10月的一天，民建省委會和省工商聯領導邀請陳文憲、何文德、王子杰、徐天庵、朱耀輝和我共6人，到法院路34號去敘舊。大家準時到達，只見湯元炳、孫延年、汪祖裕3位領導已在庭前迎候。進了小客廳，清茶一杯圍桌而坐，已經10多年沒有這種場景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領導提議：“今天不是來訴苦泄怨的，氣氛輕松些，聊聊別后家常。”久別重逢，發言自是熱烈，不覺夕陽西下。湯老提出到附近一家餐館由他請客，雖然都是家常小菜，黃酒2斤，但是只只菜肴上來就像“秋風卷殘葉”一掃而空。這一次的小敘是今后故事的“開篇”。    

    1978年初秋，民建省委會領導孫延年、汪祖裕來參加我們的支部活動，內容是事先約定的。就是要成員針對“十年浩劫”后在商業戰線上出現的一些問題，理出一個頭緒來，想想自己能為四化做些什么。這次組織生活中，在領導提議下，由前述6人，加上陳家根、婁繼心、陳曙明、項松楠共10人，組成“百貨業四化服務小組”，朱耀輝任組長。經過幾次討論，四化服務小組將問題歸納為這樣幾個：經營管理混亂；商品積壓脫銷；服務態度低劣；業務知識匱乏。小組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集體討論后寫了《國營批發企業在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和建議》一文，經省“兩會”送中央“兩會”，再轉呈“中商部”，得到了充分肯定。次年夏季，小組又寫了《今夏汗衫為何脫銷？》一文，在杭州市百貨行業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這兩年中，小組先后為幾家同業進行了咨詢服務。例如商場布局、商品陳列等等。在實踐中，小組又集體寫了幾篇短文，合編成《淺談零售商店的經營和管理》，由省“兩會”印成32開的小冊子分贈全國“兩會”，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1981年1月15日，我出席中央“兩會”在京召開的號召民建成員為四化服務的動員大會，很多人的發言和會刊報道，使我深受啟迪。春節后不久，在市委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市政協委員新春茶話會上，我即興發言，談了參加北京會議的感受，表示要在有生之年為四化建設甘當老黃牛的決心。    

    陽春三月，孫延年與汪祖裕兩位領導來參加百貨支部組織生活。汪祖裕同志提出：“四化小組能不能為百貨公司所屬各店搞一次全行業的職工培訓？”這個課題一提出，先是片刻沉寂，接著大家就七嘴八舌說開了，但語意中充滿疑慮，不外乎“怕”與“難”兩字。“怕”：工商界中曾有人響應國家號召，自己出錢辦學校，結果被扣上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的罪名，如今叫資本家登上講臺，以后來個“秋后算賬”，那真罪該萬死了。“難”：我們這些老同志，雖有點實踐經驗，但肚里裝的是土貨，要系統地表述，有章有節地詮釋商品知識，不知從何說起……真是“左怕右難”。孫延年同志插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就看大家有沒有信心。有信心，就會開動腦筋，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沒有信心，只想到困難，就會打退堂鼓。”這番話真擊中了要害。朱耀輝代表小組表態：“我看同志們是有信心的，組織上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是對我們極大的信任。當前要做的就是根據各人特長分工合作，譬如床上用品、日用化妝、針棉織品、鐘表鞋帽等等。”為了使講解翔實有據，我們不僅買了參考教材，還分工到有關工廠去調研請教。我為了棉紗的問題登門求教畢仲英同志。每個人都是全身心地投入，甚至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然后定時集中，根據分工，有人作中心發言，大家補充。兩個月的緊鑼密鼓，大家認為有幾分把握了，經過研究把第一次試講的擔子壓在我肩上，我就當仁不讓了。先在百貨支部內試講，那天省民建領導也來參加。我講的內容是《試談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其中涉及一些商品知識和服務質量問題，同志們提了不少意見和建議，尤其是延年同志，也許是他與商業有著“血緣”的關系吧，所以說的都在“點子”上。這次的演練為試講打下了有益的基礎。    

    1981年5月，耀輝同志向百貨公司和一商局黨委匯報。一商局局長朱猷賓說：“我們想做的一件大事，你們已想到了，由百貨業中的老行家們來講課，真是太好了。啥時候試講我們一定組織人員來聽。”6月上旬，試講在市“兩會”二樓舉行。聽講的有局長，公司黨政工團及省市“兩會”領導、科室干部及小組成員，真是濟濟一堂。這樣級別的場面我真有點慌兮兮，這畢竟不是說相聲，可隨機應變。這是成敗攸關的重大一舉，只許成功，不能失敗。我鎮定自己，拿著講義，注意語態，對關鍵的要點與段落大意，用板書寫明。結束后，贏得了一致的肯定。朱局長當場責成公司領導訂出計劃，從速開課。
    百貨業基層店共有130家，上自江干，下到拱墅，北至半山，從業人員共3300余人，大店七八十人，小店只五人，這個培訓確是項十分復雜細致的“系統工程”，公司由陳浩明經理掛帥，工會與團委協辦，“挑大梁”的是工會主席王福坤。
    王福坤同志辦事認真負責，一絲不茍，經過他們深入調研，制訂出培訓大綱：共分22種商品大類，上32堂大課，計100個課時。參加培訓的共500人，大多是初中以上文化的年輕人，分兩期進行，每期結業都須考試，再由這500名學員回店傳、幫、帶。課堂設在公司大禮堂，50套課桌椅，設備一應俱全，一張乒乓臺作為商品包、扎、折、疊的平臺，我的課時較多，都從經營管理上作為切入點，帶出商品知識。講的人都動足腦筋，充分備課。例如項松楠講的鋼精搪瓷，備帶實物，講商品的沿革和制作過程以及保養使用，講得有聲有色。婁繼心別出心裁請人做了3個放大100倍的表芯模型，照樣會走，以此說明鐘表原理和保養。值得一提的是蚊帳，當時跑遍杭城買蚊帳，都不抖開讓顧客挑選，為什么？因為蚊帳一抖開就無法還原折好，只能卷作一團，塞進算數。王鶴亭的折疊蚊帳真是講解清楚，要領突出，動作利落，外型美觀。對于許多商品，如絨線、內衣、床單、服裝等等，都經過我們示范，再請學員上來實習，往往一次不成，再請上來，有的上來三次，直到大家滿意。對于包、扎，都有嚴格的要求，學員們常說，想不到買進賣出，還有那么多講究。因為大家來有所得，所以課堂紀律很好，很多人勤記筆記，取得比預期更好的效果。
    百貨業培訓工作的成功，帶動了全市的各行各業，也引發了全國性的培訓熱潮。四化小組是在省“兩會”的正確引導下，開了先河，也確使當時杭州百貨業的服務質量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1982年7月，中央“兩會”在京召開經濟咨詢服務工作經驗交流大會，王福坤同志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并在大會上作了精彩的發言，因內容“有血有肉”，博得了長時間的掌聲。其中也談到他起初的思想顧慮，跟我們開始時的“怕”極其相似，用他的話說，學員對我們講課的評價是9個字：“聽得懂、記得牢、用得上”，真是“言簡意賅”。
    1982年起，小組與公司領導制訂了每月一次的例會制度，公司出題目，我們交答卷，對一些大店在商場布置等方面交過很多答卷。例如“半山百貨商店”場地大，人手多，就是業務差。由于商場布局零亂，商品陳放無序，人稱“三不像”，不像百貨店，又不像雜貨鋪，也不像供銷社。小組去了5人，與該店職工一起動手，經過一天一夜的奮戰，成為“三滿意”，即顧客滿意，商店滿意，領導滿意，業務也明顯好轉。又如建議搞一次青年職工包扎折疊比武大會，在主要街道10家大店開展商品陳列紅旗流動競賽等，不但均被采納，而且還邀請王鶴亭、項松楠、吳涌法和我擔任裁判。    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沖擊下，一度出現了“工農兵學商，一起來經商”的局面。“勞服公司，遍地開花”，四化小組更有用武之地。因為我所講的是經營管理，不受行業和商品的限制，所以“生意興隆”，逐漸地拓展，從業內到業外，又從市內到市外（如富陽、臨平、蕭山、衢州等等），從省內到省外（屯溪、歙縣），多數是由當地商業局出面通過省或市“兩會”來邀請。其中給我留下美好回憶的是1985年一次椒江之行，由當時已任省工商聯副秘書長的陳文憲來邀，同行者還有吳穎生同志。我們3人到了椒江，由臺州市商業局接待。次日上午開課，先由吳穎生講財會方面的專業常識和財會人員的重大職責。接著由我講《淺談商店經理的地位和作用》。這次聽課的共有100余人，都是臺州市一商局所屬各行業基層店的經理和會計以及局的領導干部，水平相對較高，講和聽雙方都很投入。午休時，我心有所感，擬了兩首七言詩，下午課結束前，在黑板上寫出： 
    山色風光椒江美，改革開放育新人；
    我為商業培后繼，青出于藍征前程！
    青山不老人易老，綠水長流情永存；
    能有得益堪自慰，一課難忘常系心！   

     哪知到了晚上，有10多名男女學員擁到我們的房間來，由一位男生朗讀了他們的答詩，惜乎快20年了，這頁詩稿早已在多次搬遷中不知去向。次日早晨，我們出發前，只見院子里數十人分成幾組，以熱烈的掌聲歡送我們，直至我們的車漸漸遠去……此情此景，是此生值得回味的一頁。    

    1986年2月，時任民建杭州市委副主委兼秘書長的程煒同志和我在下城區為所屬各工廠商店分別作了《怎樣當好廠長》和《怎樣當好基層商店的經理》的講座，后由市“兩會”編印成32開的小冊子《工商專業培訓》第二輯，分贈全省“兩會”及有關單位。    

    自1983年起，原四化小組10人，有幾位退休，陳文憲轉省“兩會”，朱耀輝身體欠佳，所以新加入了王鶴亭、吳涌法。我們3人，曾多次為閘弄口、江干等好多新開店去進行咨詢和培訓。    從1981年開始到1990年，小組活動持續了10年之久，累計先后舉辦咨詢、培訓、講座642次，達3萬人次。    

    回首往事，27年彈指一揮間，原來的四化小組成員，十去其七，余下三人也都是耄耋老人矣。當時，我們這些年近退休的人，能自覺地組織起來，既無報酬，又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了什么拼老命？回答是：我們都是上世紀50年代入會的老民建會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黨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使我們煥發了第二次青春，“能為四化獻余熱，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就是我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