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秋（1902--1985），浙江紹興人。1950年6月加入民建，歷任民建杭州分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民建浙江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民建中央委員會委員、民建中央委員會顧問。解放后，歷任一、二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和協商委員會委員，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協常委，一、二屆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杭州市政協副主席，杭州市副市長。
忠誠愛國的民族工業實業家胡海秋（1902--1985），名景濤，浙江紹興人。早年留學法國，攻讀紡織工業。回國后與同學一起，先后在上海、杭州創辦六一織造廠。
胡海秋的一生，目睹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演進，親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變革，經受了各個時期的鍛煉和考驗，走過了坎坷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教育和民建組織的幫助下，他從一個樸素的實業救國論者，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風雨同舟的忠實朋友。
勤奮好學 遠涉重洋攻讀
胡海秋的父親是北京京綏鐵路局科員。胡海秋從小好學，天資聰穎，14歲時便與其弟一同考進天主教會辦的高等法文學堂。這所學堂除了傳教外，專門培養法國在華活動的所需人才。畢業考試成績好的，還能分配到中法合辦的京漢鐵路、隴海鐵路去工作。他父親認為鐵路是“鐵飯碗”，指望兄弟二人畢業后能進鐵路工作。
1918年，法國內閣總理給法文學堂兩個公費留學法國的名額。當時正值國內軍閥混戰，一些青年人都想出國向西方尋求新知識，尋覓救國之道。胡海秋兄弟發憤攻讀，終于以優秀成績名列前茅，雙雙摘下了公費留學法國的“桂冠”。
同年秋，胡海秋兄弟遠涉重洋，抵達法國首都巴黎。弟弟考上了法國北部的一所鐵路工程學院。胡海秋不愿繼承父親認定的“鐵飯碗”---鐵路行業，而選擇了棉紡織業，考上了法國東部安比挪市的棉紡織學院。
當時在外國，中國人是被看不起、受欺侮的。不論租房、上飯館，處處吃虧受氣，這些情況使他感到十分氣憤，深深體會到弱國無外交，從而激發了他的“實業救國”之志。
安比挪市是法國的棉紡織業中心城市。學院內有中國學生20多人。入學后，胡海秋陸續結識了來自東海之濱的浙江籍同學楊雨田、陳浩、金赤文、秦炳洙和何浩翔5人，他們都是勤工儉學的學生，其中胡年齡最小。共同的抱負，一致的理想，使6人漸漸成為莫逆之交，親如兄弟。經濟上和生活上互相照顧，后來成為杭州六一織造廠的創始人。
在法國留學期間，有一次在巴黎中國領事館，胡海秋初識周恩來同志。當時周在法留學期滿，準備回國。周祖籍也是浙江紹興，在異國遇同鄉，倍感親切，兩人交談甚久。周說，我們來歐洲一趟不容易，多學點本事，好回去報效祖國，我們的同胞太苦了。這幾句話深深地印在胡海秋的腦海里。
學成歸來 一心“實業救國”
棉紡織業源于我國，歷史悠久，但由于歷來政府腐敗無能，科學文化落后，崇洋媚外，固步自封，數百年來發展緩慢，以致國內對棉紡織品的需求，大部分依賴進口洋貨。胡海秋等熱血青年立志走實業救國之路，為尋求致力實業的新知識新技術，他們白天讀書，夜間做工，勤儉節約，從1919年到1924年5年間陸續集資購買了數百本紡織技術書刊，取名為“六一藏書”，為實業救國的理想投下了第一筆資金。
胡海秋等經過5年苦讀，畢業迫近，回國就業是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但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政局動蕩不安，洋貨侵入，市場蕭條，規模稍大的工廠都瀕臨倒閉的危險。他們通過國內親友多方打聽，認為在上海辦較小的工廠，可能尚有生存發展的希望。盡管他們家庭都并不富裕，但還是分頭想方設法籌措辦廠資金計2萬元，并商定不論出資多少，股份6人均等。他們雄心勃勃，在異國他鄉就為回國籌建工廠的理想描繪藍圖。
通過棉紡織學院院長的介紹，畢業后胡海秋等人去一家制造紡織機器的百年老廠當實習生。該廠由棚戶小廠逐步發展起來的工廠，當時已成為法國紡織機械業的大廠。這一事實，啟發了他們，增強了他們創辦針織廠的決心。在學習中，胡海秋等與廠方談妥，訂購了一批針織機，廠方在價格方面給予較大的優惠，并贈送一套樣機，為籌建工廠打下了基礎。
1925年春，胡海秋等結束了在法留學生涯，滿懷信心，回到了闊別6年的祖國，立即開始建廠的籌備工作。首先是為選廠址而奔波。那時上海社會混亂，相比之下，租界雖較為安定，但租界房地產價格昂貴。最后在租界邊緣閘北區山羊里租下一座小廠房，定名為六一織造廠，含有6人合辦一廠之意。胡海秋被推選為業務經理，其他5人分別擔任正、副廠長等職。同時，各人在家鄉親友中招收職工和學徒共計20余人。不久在法國訂購的機器陸續運到，大家動手安裝，參加生產，并傳教學徒。1926年初，正式開始生產。胡海秋從此開始了“實業救國”的生涯。
上海是通商港口，工商業發達而又集中，洋貨充斥市場，商賈中弱肉強食，爾虞我詐，這對涉世未深、經驗不足、不諳生意經的6位洋書生來講，真是荊棘林立，陷阱遍地。一個初創小廠，產品不論在外觀及內在質量上均無法與洋貨和老牌子國貨相比較，要打開銷路談何容易！他們曾想以廉價傾銷與之競爭，但經銷商店均以銀根緊缺為由，拒絕進貨，而上海銀錢業認為工廠是無底洞，小廠尤其靠不住，不予貸款，欲向外地打開銷路，又因各地關卡林立，橫征暴斂，不敢貿然嘗試。到了1926年底產品積壓成堆，資金枯竭，貸款無門，工資不能準時發放，工廠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一心指望“實業救國”的胡海秋面對嚴峻的現實，不甘心就此沉淪。他知道固守6人自辦的信條已不可能，必須向外吸收資金，以擴充經濟實力。胡海秋想到了在杭州開綢莊、經營綢緞而發了財的表兄徐寶琳，徐雖系舊式商人，卻頗有遠見，認為辦工廠有利于國計民生，他愿意投給六一廠所需資金，但他建議：（1）工廠改組推薦其學生陳海珊協助經營業務。（2）廠遷杭州，以利于經濟活動和業務推銷。況且杭州的工資比上海低，可減少成本。經6人商議，同意徐的意見，并進行了改組，公推善于經營管理的陳浩為經理兼廠長，陳海珊為協理，徐寶琳為監理，胡海秋與其他4人作為廠方協助。六一廠有了資金，增添了設備，經過生產技術的改進，產品質量有了明顯提高，同時增加了新品種，打開了東北等地的市場，業務蒸蒸日上。
但是，好景不長，“九一八”一聲炮響，六一廠失去了東北大片市場。不過，日本的侵略激起了我國人民的民族覺悟，“抵制日貨”的浪潮在全國范圍掀起，胡海秋等人在產品包扎盒上印上“牢記九一八恥辱”、“毋忘五卅慘案，請用六一國貨”等口號，既表示愛國之心，又為自己的產品作宣傳。
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給一蹶不振的民族工業以復蘇的機會。六一廠雖失去東北市場，但上海、武漢等地的銷路卻逐漸打開了。加上當時北方軍隊急需配備御寒衣服，于是向各針織廠訂購衛生絨衣褲。為了滿足民用和軍用兩方面的需要，六一廠多次增添機器設備，增加工人，日夜24小時開工。這時六一廠已從一個小廠一躍成為全國針織內衣12個全能大廠之一，還在上海設立了發行所，這是六一廠生產興旺的時代。
1937年8月淞滬抗戰后不久，日本侵略軍在金山登陸，嘉興淪陷，杭州人心惶惶。胡海秋等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宗旨，把原材料、動力機等凡是可以拆開的東西，都運到紹興農村和上海營業所匿藏起來。但不到一年，存滬物資被敵偽搜刮殆盡，紹興農村的物資也遭汪偽“和平軍”掃蕩。胡痛心地說：“六一廠的血液被吮吸干了。”抗戰8年，六一廠停產了8年。
慘淡經營 道路依然坎坷
抗日戰爭勝利時，物換星移，老一輩創始人中已有4人先后去世，剩下的僅胡海秋、秦炳洙、徐寶琳3人，秦炳洙患病長期在滬療養，徐寶琳也年老體弱。六一廠的復業重擔無疑地落在胡海秋身上。但工廠復業需后繼有人，當時徐寶琳之子徐壽松和金赤文之子金絳年已大學畢業，還有陳浩之侄陳宗光系六一廠創辦時第一批學徒，有一定的技術經驗，3人都支持胡海秋主持復業開工。經股東會研究決定，由胡海秋出任總經理，徐壽松為經理，金絳年為副經理，陳宗光為廠長，組成領導班子，共同籌備復廠工作。
當時胡海秋已年過“不惑”，在設備流失、人員遣散、資金短缺的情況下，重整旗鼓。恢復生產要做許多工作，胡海秋和徐寶琳把自己的全部存款轉入六一廠，作為流動資金；把已分散在各地的部分職工招請回廠；并招收練習生10人。1947年8月正式開工生產。復工后，胡海秋在管理工作上作了改革，在福利上制訂一些穩定職工的措施：（1）公開賬目、工資、獎勵金，并按時公布。（2）建立職工俱樂部。（3）成立醫務室、理發室、洗衣組，為職工服務。（4）舉辦夜校為練習生學習文化。（5）舉辦周末座談會，聽取職工意見。（6）提高工人工資，給女工享受年終獎金。這些開明措施，受到職工群眾的歡迎，在當時社會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由于連年戰爭，舊中國經濟蕭條，物價不斷上漲，貨幣貶值，國民黨政府對棉紗等實行配給。胡海秋不愿走權貴之門，同流合污。復業后的六一廠仍苦苦掙扎，慘淡經營。作為總經理的胡海秋，欲進無門，欲罷不忍，只得時開時停，盡力維持。
解放前夕，國民黨經濟趨于崩潰，前線軍事節節慘敗，反動政權在搖搖欲墜的情況下，企圖在后方利用社會名流出面維持殘局。當時胡海秋在工商界已頗有名氣，杭州市舊商會兩次改組時，都有人游說要他出任理事；他的留法同學毛慶祥系國民黨要員，1946年專程來杭與胡海秋商量，要胡出面籌建“中國生產促進會杭州分會”，胡都一一婉拒。在解放戰爭進入大決戰時，胡經常收聽延安、北平等電臺的廣播，聆聽到關于共產黨的城市政策，以及黃炎培等號召愛國的工商業者要相信中國共產黨、勿輕信謠言的宣傳。因此，他思想比較穩定，有一種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期待感。
換了人間 企業得到新生
1949年5月3日，是杭州市解放的日子，六一廠敞開大門，全廠職工列隊站在行人道上，迎接人民解放軍進城。那天人們喜悅的情景，在很多年以后，胡海秋還常常樂為人道。
解放初期，20年來備受摧殘的六一廠，經濟能力極為薄弱。軍管會主任譚震林召見胡海秋，向他講解了黨和政府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指出：只要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企業，人民政府一定會大力支持的。不久，市政府派人到廠視察，決定由百貨公司向工廠訂貨，人民銀行給貸款。從此，六一廠生產穩定了，并且開始蓬勃發展，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遍及全國各地，六一廠帶頭捐款購買飛機大炮。杭州各階層人士組成赴前線的慰問團，胡海秋為副團長，他耳聞目睹了志愿軍保家衛國的壯舉，并參觀東北老解放區的建設情況，回杭后即動員上海震旦大學醫科畢業的大兒子報名參軍。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大兒子毅然投筆從戎，到部隊從事醫務工作。胡對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不僅積極擁護，而且率先響應執行。如1951年，六一廠就首先實行了勞動保險條例。這時，胡海秋也成了愛國民主人士中頗有聲望的人物。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副主任委員。
胡海秋為國家作出了貢獻，黨和政府在政治上給予他榮譽和地位。作為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上北京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在會上見到了周總理，總理走到他的身邊，伸手說：“胡海秋先生，你好！”胡驚異周總理超人的記憶力，激動地說：“30多年未見了，您還記得我？”總理詼諧地笑著說：“怎么不記得，我們是老同學嘛，還是同鄉哩！”胡向總理簡要地匯報了回國辦廠情況，總理鼓勵他在工商界中帶個頭，把企業搞好，多為人民生產針織內衣，并風趣地說：“邊區還有不少大姑娘沒有褲子穿呢。”周總理平易近人的作風，直率而又深刻的教誨，一直成為胡海秋鞭策自己的動力。
1950年，民主建國會在杭州籌建分會，胡海秋被民建總會指定為籌備委員。從此，他以民主黨派的成員，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諍友，積極從事民主黨派活動。胡海秋是民建杭州分會第一、二屆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
此后，胡海秋工作更加兢兢業業，除了做好廠里的工作外，還積極投身社會工作，向工商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利用、改造民族資本，發展社會生產而盡力。1952年“五反”運動開始，作為私營企業總經理的胡海秋不免受到沖擊，對此他感到委屈，有些想不通，杭州市市長吳憲親自找他談話，幫助他理解這場運動的意義，一再勉勵他要把生產搞上去。通過領導的啟發，胡海秋端正了認識，也體會到黨對自己的信任。面對國家經濟恢復時期的困難，他變賣了家中的首飾，并與弟弟商量，賣掉其弟名下在杭的房屋，湊集了1萬余元，投入廠中作為流動資金，原來存在廠里的存款也轉為資本。1953年又去上海吸收了商業轉業資金（鼎豐茶行）12.5萬元。同年，杭州市政協成立，胡海秋被推選為市政協副主席。
1953年，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胡海秋積極響應，率先提出申請，經人民政府批準，六一廠于1954年4月5日公私合營，成為全市第一批改造試點單位。胡海秋被任命為公私合營六一織造廠的總經理。他與公方代表合作，融洽共事。由于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中起了表率作用，1956年，胡海秋當選為杭州市副市長。
胡海秋為人謙虛謹慎，平易近人，辦事腳踏實地，任勞任怨，自奉儉樸，潔身自愛。他在工商界中事事帶頭，起骨干模范作用，因此，深受工商界同仁的愛戴和敬佩。
1957年，黨的整風運動開始，胡海秋向黨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由于反右斗爭的嚴重擴大化，他被錯劃為右派。3年困難時期，他擔任六一廠修補站總站負責人。當時他雖已60歲，而且帶著政治壓力，但仍不辭辛勞地奔波于市內外14個修補站之間，為工廠渡過難關作出了努力。
安度晚年 崢嶸歲月堪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1980年，中共杭州市委對他被錯劃為右派一案作了改正，恢復名譽。這時，胡已是78歲高齡。他感到欣慰的是黨和政府最后還是實事求是地搞清了他的問題，并仍給予重視和信任。他被推選為中國民主建國會浙江省第一、二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全國工商聯常務委員、顧問等職。
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的晚年生活，替他落實了住房。并設法將其小兒子從廣西調回杭州。1984年7月，他的老伴黃雪瑛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絕，不到一年亦隨著病逝。
胡海秋一生愛國，為振興民族工業而自強不息。他和他所創辦的六一廠，在舊中國雖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道路，從創業、發展、興旺直至被摧殘得奄奄一息，但終于在新中國成立后，獲得新生。他在80高齡時，還拿起筆來，為六一廠的創建和發展的歷史，也為他自己一生實業救國的經歷，寫下了近萬字的資料。
他寫道：“六一廠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革命的實踐中，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才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起了微薄作用。我們這些人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我十分珍視這一事實。回憶往事，作成筆錄，以供后來者參考。”
（作者系原錢江業余學校副校長徐壽松，民建杭州市委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