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60周年和浙江民建成立50周年，也是我加入民建組織50周年。在歷史長河中，50年算不了什么，但對我來說，這50年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回憶的。浙江省民建工作和民建組織是1955年成立的。按照黨派分工，它是聯系經濟界和工商業界中的中上層人士及其知識分子的一個進步組織。我出于進一步認識新社會、跟上時代步伐、謀求自身進步的愿望和要求，在湖州加入了民建組織。 
    我出生在舊中國一個工商業者的家庭中。父輩的期望和家庭的影響，使我從懂事開始就一心向往繼承父業，振興家產。當時國民黨政治腐敗，對外屈辱于帝國主義，任人欺凌；對內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民不聊生。那時我家經營的絲廠、綢廠、練染廠、面粉廠，廠子在湖州，管理處和銷售點在上海。1946年，我22歲，剛從上海滬江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我就開始為經營自己的產業努力。當時蠻想可以學以致用，將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到實際中去，但事與愿違，國民黨統治所造成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投機倒把替代了正常經營，正當的民族工商業者步履維艱、困難重重。從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為自己的產業，苦苦支撐了3年，但鈕氏企業始終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解放初有兩件事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并讓我開始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第一件事是解放大軍進入上海市區那天，我親眼看到整整齊齊露宿在南京路和金陵路行人道上的解放軍戰士。當時天下著密密麻麻的細雨，經過日夜行軍，極度疲勞的戰士，寧可冒風寒，一個緊挨著一個露宿街頭，卻沒有一個戰士去驚擾老百姓的，對人民真正做到了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這樣好的軍風軍紀體現在一支打了勝仗的先遣部隊的戰士們身上，是極為罕見的，要不是我親眼所見，簡直難以置信。第二件事是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湖州市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市長、總工會主席等領導來我廠開會，會議開得很晚，結束時已經是萬家燈火，大家還餓著肚子，天又下著雨，幾位領導同志都沒有帶雨具，我要留他們吃飯，沒有留住。結果他們都脫了鞋，赤了腳，冒雨跑了回去。我在廠門口遠遠望著這些共產黨的“大官”們在雨中離去的背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我一下子悟出了為什么共產黨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消滅國民黨800萬正規軍的道理。從上述兩件我所親身經歷的事情中體會到，有這樣一個好的黨、好的軍隊、好的干部，我們還有什么問題不能解決，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共產黨不僅能夠摧毀一個舊世界，也一定可以建設好一個新世界，為我們國家的千秋萬代事業帶來希望。 
    事情的發展也果真如此。解放后，共產黨迅速治愈了戰爭創傷，在國民黨留下的廢墟上，開始各項建設工作，經歷了3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轉入到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我所從事的絲綢行業，解放初曾一度因外銷中斷，內銷困難，產品賣不出去，企業陷入很大困境。人民政府對我先是收購成品，發放貸款，之后再采取加工訂貨等多種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扶持措施進行幫助，企業開始逐步好轉。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學習，我在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到來之前，自覺、主動地向湖州市人民政府提出把達昌絲廠、達昌綢廠、天昌練染廠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實行公私合營的申請，于1954年和1955年先后獲得政府批準。企業公私合營后，由于生產關系的轉變，極大地提高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識和勞動積極性，企業以一日千里之勢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它向人們昭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企業才能有真正的發展，國家才能有振興的希望。 
    在國家政治經濟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的同時，人的思想面貌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在民建和工商聯組織的推動和幫助下，我參加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學習，參加了各項政治運動。關心國家大事，認清形勢，學習黨和國家各項大政方針。同時，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原理，結合中國實際創造的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和贖買政策，學習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方針。從參加政治學習和各項政治運動中，不斷提高認識，提高覺悟，并從中得到鍛煉，經受考驗，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即使1957年整風反右期間，我被錯劃為右派，連同以后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在政治上我蒙受長達20年的委屈的時候，我也沒有動搖過對黨的信念。在以后黨通過自身努力來糾正克服自己的缺點錯誤而采取一系列撥亂反正措施的時候，這個信念更強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相繼恢復活動，我調到民建工作。1981年任民建湖州市委會副主委，1986年任主委兼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1983年嘉興地區撤地設市，我被選為湖州市第一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9年因工作需要調任浙江省工商聯副主委(副會長)并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1997年起任省工商聯會長、全國政協常委。黨的培養教育和民建會的引導幫助，給了我莫大的鞭策和鼓舞，使我干勁倍增。我以能在自己的后半生，為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作一些微薄的貢獻，感到無比的欣慰。 
    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以來，為了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努力貫徹黨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正確方針，民建、工商聯傾全力支持個私企業的發展，積極動員和鼓勵他們為國家、為社會多作貢獻。回顧過去的歷程，我國個私經濟的地位，從“有益的補充”到“必要的補充”，從“組成部分”再到“重要組成部分”，寫進憲法。私營企業主從不允許入黨到允許入黨。在今年全國人大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再次修改憲法過程中就私有財產權問題和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稱號等問題，又作了明確規定。民建會和工商聯都曾為此做出過努力，當然關鍵是黨的政策好，得人心；其次是個私經濟經營者的自身努力。很多人開始時是帶著各種疑慮，冒著各種風險去從事個私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策的深入，他們在實踐中慢慢消除顧慮，現在他們可以放心、放膽做生意，由本地區做到外地區，做到全省、全國乃至國外。看到他們的事業伴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高而日益興旺發達起來，我從心底里為他們高興。這中間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媒體記者問起解放初，我帶頭申請公私合營，把企業交給國家，而現在又積極支持國家發展個私經濟，對此有什么想法。我覺得，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歷史使命，根據這個歷史使命而制訂不同的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確的。國家要展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首先自身要有一個強大的國民經濟基礎。解放初，國民黨政權留給共產黨的是一個爛攤子，國家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如果不對當時存在的大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在較短時間里恢復國民經濟，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國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那樣的繁榮富強。只有我們的國民經濟強大了，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了，才有可能提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政策來推進我國的經濟建設向更高層次發展。兩種政策之間是相輔相成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據1956年公私合營時統計，原工商業者76萬人，當時清產核資，他們的總資產僅22億元人民幣。而據2003年統計，全國私營企業總數已經超出200萬家，總資產達到了2萬億元人民幣。這里很清楚地表明，離開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我們所有的一切都無法實現。 
    作為一個老工商業者，回想我過去一心向往繼承父業，振興家產不能如愿，而今我們終于走上了一條過去幾代人一直夢寐以求的希望之路，我們將隨著祖國的富強一道興旺發達起來，我感到無限的欣慰與滿足。同時，也深深地為自己能夠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堅持跟著共產黨走，為建設我們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感到高興。展望未來，我滿懷信心，盡管我已經退休，但我們所處的時代還在不斷進步，我們的國家還要繼續發展。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富強，民族的振興，人民的幸福乃至我們每個家庭和個人的前途命運，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離不開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這是我對自己這半個世紀以來所走過的道路的歷史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