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0年8月參加杭州市工商聯工作的，時任組織組會籍股股長。兩年以后，因民建工作需要，由曹湘渠同志找我談話，將我調至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工作。同時調民建的還有孫德禧、毛錫勛同志。那時民建機關在建國中路大河下127號飛輪別墅內。據說這里從前是一個大戶人家的私家花園，大門口有一條河，直通橫河橋。別墅占地面積很大，里面有亭臺樓閣、小橋流水、假山竹徑，環境幽靜。前半部分為機關各處室辦公用房，中間是船廳，充當大會議室使用，后面是唐巽澤主委家居的地方。當時我尚未結婚，只身一人就住在后花園玲瓏閣上。飛輪別墅的產權歸屬上海飛輪制線廠，民建是向飛輪廠租借的。1955年經民建中央批準，成立了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和杭州市委會的牌子掛在一起，都在這里辦公。
我調到民建工作不久，1952年10月由汪祖裕、周吉士兩同志介紹加入了民建會組織，至今雖然已經過去了50多年，但往事依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尤其是民建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根據不同時期不同任務重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領導同志深入地方組織指導幫助工作，以及機關艱苦樸實的工作作風，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1953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這標志著國家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后，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一化三改造”的任務，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于民建絕大多數成員是原工商業者，他們剛經歷“三反五反運動”，驚魂稍定，現在又聞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許多同志擔心私產馬上要歸公。思想上猶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焦慮不安。民建杭州市委會根據民建總會的指示，積極配合黨和政府，做好“一代表、二教育”工作。“一代表”，就是代表工商業者會員的合法利益，向黨和政府反映在對資改造中有關政策性問題并提出意見和建議。“二教育”，就是教育工商業者會員，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民建杭州市委會認真組織會員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教育會員要愛國守法，一心一意跟黨走，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半途而廢。指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必然規律，只有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才能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的目的。提出了民建要把工商業者會員培養提高成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發揮模范、帶頭和橋梁作用，聯系并帶動盡可能多的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任務。
根據上述要求，民建與工商聯一起，組織了一場場報告會和學習會，有的報告還請省、市黨政領導同志來作，有的由民建、工商聯領導來作。當時坐落在后市街的工商聯大禮堂可容納近千人，座無虛席，場場暴滿。唐巽澤主委作為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責無旁貸。他天賦聰明，平時學習勤奮，在民建、工商界中有“才子”之稱。他的報告都是依據黨的方針政策精神自己構思和起草的，經常是奮筆疾書，一氣呵成。由于字跡龍飛鳳舞，別人很難辨認他的“天書”，就請他的愛人周平英同志幫助謄清。
那時民建思想教育工作細微深入，不僅做民建骨干成員的工作（這些骨干成員又都是各行各業工商界的頭面人物），民建會領導經常約請他們促膝談心，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會員有事也經常找會的領導談話，彼此關系比較密切。民建還要做工商界家屬骨干的工作和工商界青年骨干的工作。為此專門成立了組織，要求家屬會員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化阻力為助力，充分發揮家屬骨干的特殊作用，和自己親人一起走社會主義道路。
民建十分重視發揮基層支部的作用。當時支部一般是按行業來編組的。市委會機關干部分工聯系支部的聯絡制度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開始。我曾分工聯系的支部有絲織業支部、棉織業支部、五金交電化工支部，以后企業支部建立后又聯系都錦生絲織廠支部等。大多數支部的組織生活都在會內舉行，而且頻率較高，兩周舉行一次。許多會員在企業工作，有的還兼同業公會工作，白天抽不出時間，只有利用晚上時間。每逢星期二、五晚上，幾個支部同時在會內過組織生活，機關燈火輝煌，熱鬧非凡。那時擁有私車的人幾乎沒有，市區內公交車開通的線路沒有幾條，大部分同志是騎自行車或走路到市委會來的。大家白天的工作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從四面八方趕來會里參加活動，并形成一種制度，這種精神實在可嘉。市委會機關干部下基層，除參加組織生活和支委會外，還要深入到企業了解情況，與公方代表和黨政部門溝通、交換工作意見。同時，要對會員進行家訪談心，常常放棄節假日上門去做工作。長年積累，對會員的思想狀況比較了解，如數家珍，幫助也較為及時。
二
20世紀50年代，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同志作風深入，黃炎培、陳叔通、胡子昂、章乃器、孫曉村、孫起孟、周士觀等經常深入到各地宣傳總路線，召開座談會，了解對資改造情況。據文件記載，黃炎培曾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表示“總路線提出后，民建有必要到幾個大城市做一番宣傳工作，我很想在這上邊盡一番力，做進一步的宣傳工作”。黃任老不顧年事已高，身體力行這樣做了。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黃炎培來到杭州市委會機關，那一天橫河橋橋頭和附近一帶，站了不少便衣警察，負責安全保衛工作，黃任老乘坐小汽車到飛輪別墅門口下車，就由唐巽澤主委迎接進了民建會議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任老。還有一次，陳叔通來到杭州，在大華飯店召開民建、工商聯領導人座談會，我不是領導人，也通知我參加，并要我在座談會上向陳叔老作匯報。由于我的講話聲音低，陳叔老坐在會議桌那一端聽不清楚，于是他就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聽我發言，我真感到誠惶誠恐，不知如何是好。陳叔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國家領導人，在工商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記得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他針對當時有人對戰勝困難喪失信心，對政府工作分不清主流與次流，撰寫了一副名聯。上聯是“一心記住六億人口”；下聯是“兩眼看清九個指頭”。后在工商界中廣為流傳，作為座右銘。
我調入民建機關工作約半年后，1953年3月，從全省民建機關選送了7位同志赴上海參加華東統戰部舉辦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這7位同志是樊作虞、吳杰（溫州）、秦聯康（寧波）、周平英、毛錫勛、孫德禧和我（杭州）。學院地點在上海打浦橋原上海政法學院舊址。我那時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從沒有參加過系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培訓。獲知這一消息后，我既激動又感到新奇。這次能到政治研究院學習，給我補上了啟蒙教育這一課。在政治研究院，我們從社會發展史學起，又學習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等。到學院來授課的老師有陳毅市長、陳同生部長以及社會上有名望的學者。我們過的是半軍事化生活，睡的是集體宿舍，大家輪流打掃衛生，吃飯是合食制，每桌放上幾只盛滿菜的小臉盆。生活全部自理。我們的學習生活既團結緊張又嚴肅活潑。唐巽澤主委特地從杭州趕來上海看望我們，大家感到很溫暖。可惜的是，當時我體檢時查出患了輕度肺結核病，學院教務處通知我必須停學休息，使我喪失這么好的一次學習機會，只好停學，在上海家里服藥治療、休息。在我離開學院前夕，我們浙江的7位同志一起去照相館合影留念。這張照片許多同志一直珍藏著。
三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財力有限，機關辦公條件也比較差。我記得當時民建整個機關只有一部電話機，4位數號碼，放在中間會客室里。夏季、冬季無空調設備。還有一只5燈電子管收音機，一部手推油印機。市委會的文件和通知都是用蠟紙手刻的，打字機是過了幾年后才有的。會計、出納靠的是算盤。通訊工具就是兩輛自行車。如要通知會員開會，將通知油印好后由兩位工勤人員騎著自行車，按照事先排好的線路挨家挨戶去送，幾乎跑遍了整個市區。聽報告全憑手工記錄，重要報告事先指定幾個同志同時記錄，會后迅速核對筆記，一般的不過夜就要將記錄稿整理出來，并用復寫紙復寫幾份分送有關領導。做記錄時必須全神貫注，手腦并用，許多同志都在長期實踐中練就了這套基本功。加上在階級斗爭年代里，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機關干部還要經常背著鋪蓋下鄉參加勞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大家還是能夠默默無聞地工作著，為黨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20世紀50年代，民建機關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各處室一般2—3人，處室負責人有專職的，也有兼職的。但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因為對資改造工作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產生大量的思想問題和政策性問題，需要民建配合黨和政府及時做好工作。在市委會機關，我先是在工商研究處（后改名為工商輔導處）工作，任干事。這個處就是具體做這方面工作的。政府是采取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來改造私營企業的。其初級形式是經銷、代銷；中級形式是加工訂貨；高級形式是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先是對規模大的，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稱之為“摘蘋果”，然后在條件成熟時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稱之為“采葡萄”。這是一場涉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大變革，深刻地反映出各種矛盾。工商研究處的工作就是依據黨的方針政策，深入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及時向黨和政府反映并提出建議，推進對資改造工作順利完成。1955年我調宣傳教育處任副處長，主要是負責組織會員政治學習、掌握成員思想動態、辦好《杭州民訊》刊物、開展對臺聯絡工作，同時還要下基層支部當好聯絡員，一個人身兼數職，成為多面手。我以為這種精神應該提倡。因為民主黨派工作歸根結底是做團結人、教育人的工作，統一戰線本質是爭取人心，凝聚力量。黨派工作不同行政事務工作，分工過細不利于工作，多面手既是工作的需要，又可使本人獲得全面的鍛煉。
1959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接下來的重要任務是做人的思想改造工作。省市民建、工商聯組織考慮到“兩會”任務相同，決定合署辦公。就在這一年，民建杭州市委會搬遷至中山中路，與市工商聯合署辦公。隨后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也遷至長生路，與省工商聯合署辦公。我在飛輪別墅長達7年的工作也隨之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