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會員依照“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圍繞國家工作重點，創造多種形式，開辟多種渠道，積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1979年，省民建和省工商聯在老一輩領導人湯元炳等的倡導下，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創辦了全省民主黨派第一所業余學校---錢江業余學校。由于辦學成績突出，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成為進入新時期以來最具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之一。 


                               春風送暖應運而生
    1979年1月，湯元炳主委參加中央統戰部座談會回來，傳達鄧小平同志的講話：“要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他根據黨中央工作重點的轉移，國家發展經濟急需人才，提出利用落實政策發還的辦學基金30多萬元，另外再籌集一點，重新辦一所學校（“兩會”在1962年曾創辦錢江中學，現任浙大校長潘云鶴院士就在該中學畢業，“文化大革命”后由市教育局接收，改為前進中學）。當時，金志朗、王漱芳、黃瑞琳三同志各出資2萬元，詹少文同志捐出全部補發工資4萬元，合計10萬元，充實了原有的辦學基金。學校定名仍為“錢江”，面向職工招生，學校性質為業余學校。“兩會”委派詹少文、陸成章、錢志勤三同志負責籌建，由湯主委任校長、詹少文任副校長，不久又有徐壽松、祁祖銓、金絳年等參加建校工作。校管會由湯主委任主任，除“兩會”負責同志和捐款辦學的同志外，還請省政協的曹湘渠同志和商業局的有關同志參加。經過“十年浩劫”，當時教師、教材、教室等都很難解決。辦學同志多方設法，向新華中學在晚上租用10個教室，聘請該校和其他中學的教師兼課，課本則向京滬等地采購。經過幾個月緊張的籌備，杭州錢江業余學校終于在1979年4月1日正式成立。開學當天的晚上，“兩會”負責同志都去校相幫。當時共開設4個專業計12個班，學員456人。學校經過深入調研，發現市區各商店中，下鄉回城的青年較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耽誤了學習時間，文化水平低，業務知識少，許多營業員連珠算都不會打，急需培訓提高，于是主動上門與商業局聯系招生。當時，商業局領導既希望職工受到培訓，又對“錢江”的教育質量表示懷疑，最后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報送了300余名職工入學。我們按照“干什么，學什么，缺什么，補什么”的辦法，根據商業部門的實際需要設置專業課程。商店中財會人員青黃不接，開設了財會班；零售商店缺乏美工人員，就開設商業美工班。杭州是開放城市，營業員需懂得外語，我們開設英語、日語班。由于學用對口，受到學員們的歡迎。在學期結束時12個班300多名學員普遍感到收獲很大，因而，引起了商業局領導的重視，主動來校要求擴大招生。第二學期，擴招了57個班，學員達2427人。由于擴招，新華中學的校舍不夠，于是設法遷至校舍大、教室多的開元中學，并聘了大學、中學的兼課教師數十人，增加專業課程，先后開設了電工基礎、機械制圖、財務、統計以及初、高中文化課等8個專業，滿足廣大商業職工的需要。至第三學期又增加到10個專業、65個班、學員2900人。通過一年半的學習，學員在專業知識與業務技能方面均有明顯的提高。外語班學生基本上能用英、日語接待外賓，能翻譯進口商品說明書，參加廣交會洽談業務。1980年省外貿局招考外語工作人員，“錢江”有30名學員應試，被錄取21人；財會班學員，一般都能較熟練地處理賬目、編制會計報表，經市商業局考核，獲得會計職稱的有25人；電工班學員一般都能設計安裝照明和動力電路，在市安全電工技術考核中，獲優秀等級執照的有20人；美工班學員除能設計布置商品櫥窗外，還能設計商品圖案和廣告等。由于辦學成績顯著，1980年4月，“錢江”被評為杭州市工農業余教育紅旗單位，學校從此受到社會上的關注和贊譽。每當招生時廣大青年職工蜂擁而至，學校門庭若市。青年們如饑似渴般要求學習的情景深深地感動了辦學人員。為盡可能地滿足青年們的學習要求，“錢江”從1981年開始，先后在延安中學設第一分校，在大關中學設第二分校，在清河中學設第三分校，為繼續擴大招生做好準備。
    1981年，“錢江”高中畢業的許多學員希望能獲得高層次的學習機會，聯名要求學校舉辦大專全科班。學校經過慎重策劃，積極準備，經報請市委文教部、省教育廳的口頭同意，學校才開始籌備試辦，確定開設專業，編制教學計劃，聘請大學講師，組織教材，添置電化設施。經過嚴格的入學考試，錄取了學員86人，開辦了中文、英語各一個班，并由教務負責人擔任兩班的班主任。由于學校嚴謹治學，認真管理，教學質量優良，贏得教育行政部門的信任。1982年6月，在省委宣傳部商景才部長的支持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批準“錢江”試辦中文和英語兩個大專班并申報教育部備案。嗣后省教育廳對“錢江”的大專班與其他備案的職工大學同樣對待，參加統一招生、錄取，頒發大專文憑。一個業余學校舉辦大專學歷班，當時在全國是少有的，也是全國民主黨派辦高等學歷教育的先例，因而大大地提升了“錢江”品位，學校聲譽驟增。同年，中央發出對全國青壯年職工進行文化技術補課的決定，學校大力為商業職工進行文化補課，舉辦短期文化補習班31個，學員1600余人。為幫助全市商業系統2萬多青年職工補課，學校特舉辦文化補課的師資培訓班，培訓了教師129人，還編印了各科補課教材13.7萬冊，有效地加速了商業職工文化補課的進程，因而受到商業部、商業廳和商業局的嘉獎，先后得獎金6.5萬元。為增強學校的領導力量，省“兩會”于1983年3月任命詹少文為校長、徐壽松為副校長。至1985年春季，學校繼續發展擴大，已擁有224個班級，學員9912人，成為一所多學科、多層次綜合性的萬人業余學校。“兩會”又任命詹天■兼副校長。學校陸續聘請了許多大學的教授、講師，中學的高級教師，名師薈萃，組建了強大的師資陣容，加上熟諳經營管理的工商界辦學隊伍，兩者相得益彰，使學校蒸蒸日上，興旺發達。 

                                忘我勞動艱苦創業
    197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之后，國家百廢待舉，財政困難，“錢江”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要國家經費，不要國家校舍，不要國家編制，在“三無”的條件下，把學校創辦起來，這是符合當時我國國情的舉措。
    1. 勤儉建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省“兩會”辦學基金不多，無法為“錢江”自建校舍，故學校只能租借日校的教室在晚上上課；學校沒有編制，不能聘用專職教師，就改為請日校的教師兼課。學校機構精簡，人員稀少，辦學人員與學員之比始終保持在4‰左右。教務處人員，每人分管幾個到十幾個班級，并一統所管班級的報名、注冊、編班、考勤、考績、聽課以及接待教師和聯系學員等工作。學校沒有勤雜工，凡打掃教室、排放課桌椅等雜務，都由辦學同志包干。學校精打細算，用具簡陋，20多人擠在一間教室內辦公，以三屜桌代替寫字臺，以木椅代替沙發。根據湯主委的意見，辦學就是準備貼錢，盡可能減輕學員的負擔。因此學校收費低廉，建校初期，文化技術課每門每學期收學什費6元（含書籍，當時如機械制圖課書籍就要2元多）。大專全科每學期學費為40元（當時教育廳規定為120元）。至1984年底，6年中，學校收支相抵共虧損14.8萬元，由“兩會”在辦學基金中補貼，后來經教育局提出意見才適當調整了收費標準。
    “錢江”遵循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把德育放在首位，要求教師教書育人，在進行專業教育的同時，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機地結合進去，幫助學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學員成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遵紀守法、文明禮貌、勤奮學習的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人才。在教學管理方面，學校認真執行考勤考績制度，切實按照教學計劃授課，對學員從嚴要求，熱情幫助，使學員既有系統的文化專業知識，又有自學能力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在教學方法上，重基礎、重實踐，務使學有所得、學有所用，要求教師根據在職職工的特點，做到循序漸進、精講精練、復舊迎新；要求學員勤奮好學、刻苦鉆研，反對好高騖遠、弄虛作假。“錢江”以堅定的政治方向、濃厚的學術氣氛、文明的校園環境吸引著廣大學員。
    2. 盡心竭力為四化。隨著學校的發展，“錢江”辦學人員亦不斷增加，先后有退休的教師、教授、會計師、工程師以及機關工作人員加盟，最多時達50人左右。其中半數以上是民建會員。他們中擔任學校各部門負責工作的有：教務主任祁祖銓、沈平凡、張祖仁，副主任陳志偉、王祖愉、顧建新、趙柏林、汪忠槐、汪琴芬。總務主任錢志勤，副主任詹國寶、黃仲蓀、潘德美。一分校正、副主任金絳年、袁世璋、施愛娣、鄭炎林、金一玲。二分校正、副主任陸成章、陳岳楨、洪明、郭智英。三分校正、副主任張家龍、呂玉琴。在民建杭州市委會的領導下，學校成立了民建錢江支部，推選金絳年、張家龍為正、副主任。支部圍繞辦學，動員全體成員懷著“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辦學工作，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不少成員被中央及省、市民建組織評為為四化服務積極分子和先進會員，支部亦多次被評為市先進支部。他們熱愛職工教育事業，團結全校其他辦學人員，在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的共同目標下，群策群力，匯合成和諧的共鳴，產生出巨大的共振力量，把“錢江”辦學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每逢寒暑假是學校的“雙搶”季節，一面要寄發近萬名學員的成績報告單，同時要對四五千名新生開展報名、注冊、繳費、編班等工作，在大量繁重的工作面前，大家不計時間、不計報酬，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繼日連續作戰。平時不論三九嚴寒或酷暑炎熱，每晚風雨無阻按時在校門口迎候師生。有的腿骨撞傷未曾痊愈就拄著手杖來校，有的忍著高血壓、頭暈照常辦公，有的喘著氣、腰酸背痛亦來上班，有的上、下午及晚上三班在校，有的365天幾乎天天到校。大家說，我們可離家一星期，但離開學校一天也不放心。大家除白天辦公外，晚上總要到10點左右送走師生后才能回家。工作忙忘記吃飯時間，就拿只面包充饑。大家雖然上了年紀，但為了檢查各班級的教學情況，每晚從東教學樓到西教學樓上下還得跑上好幾趟。有人說，你們退休后有福不享，這樣辛苦，真是自討苦吃。大家覺得教育是至高無上的神圣職業，作為一個原工商業者，能獲得黨和國家的信任，從事教育工作，這是無尚的光榮，我們怎能不忘我勞動呢？湯主委看到我們的辦學熱情如此高漲，常親切地勸告我們：“你們要注意身體，要細水長流啊！”科學證明，心理作用可迸發出無窮的潛力，能影響身體的健康，我們的辦學受到黨和政府的贊揚、社會輿論的好評，以及學員和家長的歡迎，大家感到莫大的鼓舞，特別看到數以千計的朝氣蓬勃的青年學員逐漸成才，為四化所用，使我們沉浸在難以言狀的幸福之中。鼓舞和欣慰使大家忘記了疾病，仿佛自己年輕了20歲，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3. 一切為師生服務。教學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在教學中，我們堅持以詹少文校長提出的“一切為師生服務”為宗旨，尊重教師、愛護學員，全心全意為師生服務已成為全體辦學人員的共識。我們在聘請教師時，堅持誠心誠意，到處訪賢，登門求師，有的本來不愿出來任教，經過一再拜訪，終于答應了。真是“三顧茅廬”，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當教師來校時，我們在校門口迎接，熱情接待；課前送茶，備好教具；課后倒水、送毛巾；回家時，送至校門。遇教師患病，學校負責人及時前往慰問；遇天下雨時學校備有雨衣、雨傘供教師使用；逢冰雪天，學校派工作人員接送老年教師。
    學校十分重視教師的意見和建議。1983年有41位教師提出各種建議188條，如語文教師提出“教學十法”、英語教師提出“民意測驗”等，對改進教學和管理都有一定價值，學校經研究歸納后，有的采納實施，有的推廣，一時辦不到的給予解釋。為幫助教師提高業務知識，學校購買最新書籍及資料供教師參考。教師在“錢江”工作得到重視，生活得到關心，人格得到尊重，雖待遇不高，但他們感到：“我們在‘錢江’心情舒暢，對學校有感情。”尊重是人生的一種最高獎勵，當他們感受到這種真誠的尊重時，就能激發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做好教學工作。許多教師經常提前到校，推遲下課，為學員答疑解難，有的利用假日為學員補課。他們精心授課，耐心教導，受到學員們的普遍贊揚。
    對學員，我們既教育他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督促他們勤奮學習，早日成才。我們以身作則，盡一切努力為學員服務。
    一是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中的困難。發現缺課的給他們補課；對程度懸殊的學員，及時調班換級；對出差、病產假的學員，按時寄送講義和試題。千方百計地保護學員的學習積極性。許多學員說：“你們這樣日夜為我們操勞，我們怎能不努力學習呢！”
    二是提供良好的學習條件。多數學員均是白天工作，晚上來校上課，學習時間是很寶貴的。為此，學校一再要求教師認真教學，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由于不少教師精心備課，講課藝術高超，生動活潑，許多學員反映上課時聽得津津有味，下課時感到戀戀不舍。為了擴大學員的知識面，活躍學術氣氛，經常舉辦專題講座等，激發學員的學習興趣。學員張麗說：“當我走進燈火輝煌的教室時，總會油然產生一種親切感，猶如回到了少年時代的母校，這兒的學習生活多么有趣，使我忘記了一天工作的疲勞。”
    三是做好后勤工作。為解除學員的后顧之憂，學校主動為他們購買各種課本和參考書籍，印發各種資料，供學習參考，還免費錄制外語，便于在家自學。學員的數千輛自行車，雇專人負責看管，雨天蓋好塑料布，并備雨衣供學員借用。我們對學員熱情親切的關懷，也就是把黨和政府的溫暖帶給了他們。他們感受到祖國的可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從而進一步調動了學習積極性，更好地為四化做貢獻。中文班一學員寫了《如夢令·亂后感》：“常憶十年渾濁，心碎不知歸宿，喜逢亂已收，能入錢江夜讀。振作、振作，筆端飽蘸濃墨。”
    “錢江”師生員工開誠相見，互敬互愛，辦學人員的余熱、教師的潛力、學員的勤奮三者互動、融合，匯合成一股巨大的暖流，正是這股暖流，激蕩在每個人的心中，促使大家同心同德，團結奮斗，開創出可喜的燦爛局面。

                              多年耕耘喜獲成果
    回顧“錢江”發展歷程，1979年至1983年春季為逐漸壯大時期，每年的學員人數平均以50%的高速增長。自1983年秋季開始，班級學員驟增，達到199個班，9484人。此后10多年，直至1996年春季，每學期始終保持在200個班級，近萬名學員。這期間可稱為學校的鼎盛時期，其中以1991年秋季學校班級人數為最多，達到227個班11106名學員，占當時全市社會力量辦學學校在校生的五分之一。錢江的規模不僅全省、全市第一，在全國亦屬少有。
    1. 跨越的發展。“錢江”發展如此之快，主要因為學校擁有善于管理和開拓的辦學人員，他們以高度的責任感與事業心，遵照黨的“教育必須為經濟建設服務，經濟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方針，根據改革開放的發展趨勢，以超前的意識，率先開拓新課程、設置新專業，以滿足各個層次不同類型求學者的需要，受到社會的歡迎和學員的青睞，使學校生源長盛不衰。“錢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預見到國家將進一步發展經濟、擴大開放，財經外語類課程必將成為廣大職工學習的首選，于是先后開設商業會計、財務、工業會計、現代企業管理、國際金融結算等課程，并舉辦外貿業務培訓、公共關系培訓等班。因課程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迎來了大批學員。外語方面，除開辦大量初、中級英、日語班外，還開設大學英語、科技英語和外貿英語以及高層次的研究生英語、托福英語、GRE英語、BEC英語等班。當時這些高級英語，在社會力量辦學中僅“錢江”開設，因此生源充足。外語與財會逐漸成為“錢江”的品牌專業。學校鑒于國家旅游業的興起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于1984年開設飯店管理班，聘請剛回國的旅游專業碩士任教，就讀的有華僑飯店、西子賓館、浙江賓館等的經理與科長。同時，利用愛國僑胞贈送的4臺微電腦，開設微電腦應用班，聘請省計算機研究所的工程師任教，為省商業廳干部、杭州市教師先后開辦了4期微電腦培訓班，計學員160余人，受到各單位的好評。
    為開拓辦學的新路子，學校響應教育行政部門的號召，開展聯合辦學。自1984年起，先后與杭州大學中文系合辦“漢語言文學”自學考試輔導班，與外語系合辦托福輔導班，與省會計學會合辦“會計基礎”自學考試輔導班，與杭州電子工業學院合辦“外貿業務”和“財會電算化”培訓班，與浙大成人教育學院合辦“現代管理會計”講習班，與省公共關系協會合辦“兩岸經貿現狀”培訓班等，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培養了一批社會急需的新穎專業人才。
    1988年學校受省廣播電視大學的委托，舉辦“外貿英語”和“旅游英語”兩個專業的視聽生教學班，先后2期計14個班，學員675人。
    1992年為配合農村經濟建設，學校受農業部鄉鎮企業司的委托舉辦3期全國鄉鎮企業財會人員短期培訓班，接待了來自四川、黑龍江、遼寧等省的學員計360余人，受到農業部的好評。
    1993年學校與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工商聯共同舉辦“私營企業廠長經理”培訓班，共2期，計40余人，為“兩會”會員企業服務。
    為探索開放辦學途徑，學校與省市6家大型企業進行聯合辦學的嘗試。學校分別與省二輕工貿公司、省畜產品進出口公司、市土產雜品公司、市新天龍實業公司、市華僑友誼公司和浙江美院西湖藝苑的總經理簽訂了校企合作辦學協議。學校為企業培訓人才、推薦畢業生，介紹最新經營管理知識，提供咨詢服務，企業根據業務需要提供生源，推選企業中的專業技術人員、先進工作者任學校的客座講師，并在條件許可下提供實習場所。訂約后雙方均有一定的收獲。
    2. 可喜的豐收。歷年來在“錢江”就讀的學員已達38萬人次，畢、結業學員8萬余人，其中大專全科畢業生1500余人，學員遍及全市各條戰線，許多均為單位的骨干力量，有的擔任領導職務，有的成為經濟師、企業家等。如前商業廳廳長王先龍、前浙江證券公司董事長李訓、前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戚永明等。他們發揮所學專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1995年7月經申報市民政局批準，成立了錢江業余學校校友會，選舉王先龍為會長，湯繼水、姜華、諸雅根等為副會長，劉凱為秘書長。
    “錢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國內外有關部門的關注。1983年8月教育部張文松副部長來校視察，肯定“錢江”勤儉辦學、艱苦奮斗的精神，作了“發揚錢江精神，為四化貢獻更大力量，團結合作，開創教育工作新局面”的題詞。同年9月，聯合國國際勞工局局長助理阿布噶納等來校參觀并題詞：“我很高興親眼看到貴校教職員工勤懇的獻身精神，也親眼看到你們的成就，這些成就為他人樹立了榜樣。這次訪問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謹對你們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1984年2月，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李豐平提出：“要依靠和發動社會力量辦學，鼓勵支持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辦學，杭州錢江業余學校就辦得很好，很有成效。他們的經驗要推廣。”同年6月，薛駒省長號召學習“錢江”辦學精神，他講：“錢江的辦學精神，一是艱苦創業，二是實事求是。宣傳錢江辦學精神，推廣錢江辦學精神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省教育廳廳長鐘儒、副廳長繆進鴻亦來校視察，并題詞：“學習錢江辦學精神，感謝你們的辛勤勞動，祝你們為振興浙江的教育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期間，先后來校視察訪問的有商業部教育局副局長張矛、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丹、王啟東與杭州市市長鐘伯熙以及全國職教辦的負責同志等。來校參觀的有各省、市的兄弟學校及本市的杭州大學等。國外有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閱讀教學代表團、德意志聯邦艾伯特基金會代表團、美國加州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加州茂賽德學院、菲律賓碧瑤大學等。學校還引起愛國華僑的重視，他們紛紛來校參觀訪問，并支持辦學，如僑胞張昌敬夫婦多次來訪，資助價值10萬元的呢絨并贈送蘋果微機5臺，香港蔡德河、臺灣包玉星、法國劉友煌等先后來校參觀，贈送微機等。在這期間湯元炳主委曾聘請熱心教育的著名人士，在征得同意后作為錢江業余學校校董事會的董事，他們是：王寬誠、劉璧如、包玉星、馬萬祺、蔡德和、榮毅仁、孫曉村，其中部分校董還捐款助學。
    學校自創辦以來先后獲得中央、省、市人民政府的嘉獎：被全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授予全國先進集體，被省、市人民政府授予先進單位、先進集體，省教委授予社會力量辦學先進學校等榮譽稱號。
    在這期間，《人民日報》、《中國日報》、《工商時報》、《浙江日報》和《杭州日報》等媒體多次報道了“錢江”的辦學情況，使學校蜚聲海內外。
    歲月如梭，“錢江”創建至今轉瞬已25個春秋。茲仿毛澤東主席《沁園春·雪》的下闋填詞，作為本文的結束語：“陰霾驅散晴好，看神州四化掀高潮。憂人才稀少，舉辦錢江。艱苦創業，不辭辛勞。萬人業校，何足自豪，昔日業績令人驕。俱往矣，盼二次創業，還看今朝。”   

（作者系原錢江業余學校副校長徐壽松，民建杭州市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