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捐助作為社會各界奉獻愛心的公益活動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支持和參與,取得了長足發展。其內容和形式不斷豐富，從由政府組織集體捐贈轉變到“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力量支持，群眾廣泛參與”的經常性社會捐助活動;捐助對象從災區、貧困地區群眾擴大到城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企業困難職工、城市低保對象等困難群體;從解決生活溫飽拓展到解決醫療、子女上學等困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手機短信息等也成為捐贈的新方式。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建立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站、點27356個，全年直接接收社會捐款14.2億元，衣被6850萬件，其他捐物折合人民幣8517.6萬元；間接接收其他部門轉入的社會捐款8322.5萬元，衣被1319萬件，其他捐物折合人民幣2897.6萬元，使1849.2萬人（次）困難群眾受益。社會捐助活動的深入開展,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扶貧濟危的傳統美德，已成為政府救災助殘、幫貧扶困的一種重要補充，在我國救災救濟和社會保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社會捐助還存在著較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發起和接收社會捐助的主體太多。目前公開募捐或接受捐贈的單位除民政部門外，還有一些相關政府機構、各種公益性社團、基層組織，甚至某些報刊或個人都能發起募捐，從而使有限的社會資源無法集中對困難群眾進行更有效救助。
二是社會捐助活動不規范。目前，在人們生活中，社會捐助活動頻繁，募捐渠道混亂，個別地方強制攤派現象依然存在，以救災募捐名義進行詐騙活動的現象屢見不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群眾奉獻愛心的積極性。
三是社會捐助活動透明度不大。一些捐助資金的分配及使用不公開，捐助人不知道捐獻的錢去了哪里，引起了捐助者的疑慮和不滿。個別捐贈資金沒有按捐贈人意愿發放到受助人手中，甚至出現捐贈物資被貪污、挪用或截留現象。 
四是國家鼓勵政策不完善。稅收部門為防止企業利用捐助活動偷稅漏稅，在考慮減免稅收政策時十分謹慎，缺乏對社會捐助的相應稅收優惠政策，嚴重影響了企業和個人參與的積極性。
出現這些問題的最主要原因是國家缺乏對捐助的法律規范。雖然我國在1999年6月出臺了《公益事業捐贈法》，但該法僅對特定主體的公益事業捐贈作出了規定，而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民間社會募捐行為，因受益人不是特定主體，則不適用該法，同時國家對民間社會募捐又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亟須從法律上加以規范。
建議全國人大加快制定《社會捐助法》。該法應對社會募捐的主體、募捐資格的認定、募捐的范圍、捐款的性質、募捐的程序、監督管理的方法、所捐錢款物資的使用、公示制度、稅收優惠政策、法律責任等方面作出規定。
1、明確受贈主體、募捐主體資格以及義務，合法保護捐贈方和受贈方的權利。
2、明確募集活動的主管部門，確定公開募捐的范圍、捐款的性質、公開募捐的程序。
3、明確法律責任、監督方法。
4、包含稅收優惠政策。為了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積極鼓勵企業和個人參與捐助活動，制定《社會捐助法》中，必須要包含對捐助的稅收優惠政策，應明確企業和個人對社會捐助的捐款屬于公益捐款性質，規定企業對社會捐助的捐款可在稅前列支或抵扣企業所得稅，個人對社會捐助的捐款可抵扣個人所得稅。   （該文系民建省委會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會主委蔣福弟在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的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