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懲罰犯罪，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和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變革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刑事犯罪率高居不下，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損害市場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由于我國《刑法》立法時間較早，盡管經過幾次修改，有了一定的完善，但仍難以涵蓋新出現的犯罪內容和形式，在司法實踐中暴露出了一些法律漏洞和空白，給執法工作帶來難度。如南京“同性賣淫案”就是一典型案例。應該看到，類似情況還有不少，法律的滯后，對及時有效打擊犯罪極為不利。必須堅持與時俱進的思想，適時調整、修改《刑法》有關條款的規定，保持對犯罪行為的高壓，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駕護航。建議修改《刑法》的部分條款規定：
一、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有關條款予以修改
《刑法》第140條至150條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犯罪情節和處罰作了規定，但存在一定的缺漏，導致《刑法》在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實踐中，形同虛設。第140條規定“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 用的是“并處或者單處”規定，存在選擇性，并且處罰金額標準太低。第141、143、144、147、148條的規定同樣如此。在實踐中，絕大部分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案件都是一罰了事，打擊力度不大，起不到《刑法》應有的作用，犯罪成本較低，容易死灰復燃。建議對這些條款予以修改，取消“或者單處”的規定，提高處罰標準，迫使犯罪成本升高，從而剝奪其再次犯罪的條件和能力。
二、增加對挪用、擠占、截留社會保險基金行為的懲治規定
我國《刑法》第273條規定“挪用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條款未將社會保險基金列入特定款物的《刑法》保護之內，存在缺漏。社會保險基金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重要的經濟基礎，維系著整個社會保障工作的正常運行，安全性極其重要。建議在特定款物的范圍中加上“社會保險基金”內容，以保障老百姓救命錢的安全。
三、擴大對舉報人進行打擊報復行為的懲處規定
《刑法》第254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實行報復陷害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款的規定過于原則化、可操作性差、適用范圍較窄。建議把該條款規定的犯罪主體擴大為“國家工作人員”，而不是局限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擴大保護范圍，由僅限于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本人延伸到這些群體的本人和其家屬，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提高群眾舉報的積極性，有效推進反腐工作。
四、增加對企業拖欠職工工資行為的法律懲處規定
企業拖欠職工工資已成為當前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必須加大對欠薪企業及其負責人的法律懲處。建議修改《刑法》第271條，在該條中增加一款，明確規定重大、惡性欠薪企業的負責人要追究刑事責任，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五、擴大對“強奸、猥褻、侮辱”犯罪客體規定的外延
《刑法》第236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37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婦女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兩條款對強奸、猥褻、侮辱的犯罪客體都只界定為婦女、幼女和兒童，范圍太窄，與新時期出現的一些犯罪新形式不符合，如男人強奸男人、女人強奸男人等，鑒于《刑法》第358條等條文中對“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的犯罪客體已規定為“他人”，建議擴大對“強奸、猥褻、侮辱”犯罪客體規定的外延，同樣規定為“他人”。這樣，一方面符合新形勢打擊新犯罪形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體現法律規定的統一性。
六、細化法律規定，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
《刑法》對貪污、受賄數額不滿十萬元的，根據其情節輕重，分別作了明確而細致的處罰規定，但對貪污、受賄數額十萬元以上的處罰規定卻不夠細化。《刑法》第383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第386條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 根據第383條之規定，法官可以有多種選擇，可判有期徒刑，可判無期徒刑，也可判死緩或死刑，而有期徒刑，也同樣有10年、15年、20年乃至更多的選擇，缺乏準確操作性，法官自由裁量權太大，一定程度上成了貪官逃避重判的保護傘。建議予以細化，明確規定貪污、受賄達到多少數額就實行什么量刑標準，杜絕人情案的出現。
七、確立律師的刑事辯護責任豁免原則
《刑法》第306條與第307條均為消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的犯罪，但第306條是特殊主體，第307條是一般主體，顯然第306條的規定不符合立法原則。并且由于第306條規定的“引誘人作偽證”太容易被隨意認定，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變成了有罪推定，造成律師辯護風險太大，嚴重影響到保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立法精神的實現。到目前為止，全國已發生律師無罪而以第306條罪名被抓的事件近百起。建議取消第306條規定。
同時，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及當事人的權利，國際上很多國家都確立了律師的刑事辯護責任豁免原則，這其中也包括與中國同屬大陸法系的法國和德國。1990年9月7日，聯合國第八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了國際性法律文件《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其第20條明確規定：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建議對《刑法》有關條款加以修改，從法律上明確律師的刑事辯護責任享有一定豁免權這一原則。 （該文系民建省委會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會主委蔣福弟在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的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