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日起，國家開始實行新的出口退稅政策，按照“新賬不欠，老賬要還，完善機制，共同負擔，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的原則，對出口退稅率進行結構性調整，適當降低出口退稅率；加大中央財政對出口退稅的支持力度；建立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以2003年出口退稅指標為基數，對超基數部分的應退稅額，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負擔。一年來，各級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貫徹落實出口退稅新政策，財政、國稅、人行等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工作，確保了此次改革的順利運行。如浙江省杭州市，去年累計辦理2003年底前的退免稅51.9億元，全部還清老帳；對新帳采取即審即退的辦法，全年辦理退免稅47.12億元，無一拖欠。出口退稅新政策的實施，有效地緩解了中央財政的壓力，加速了出口企業的資金周轉，節約了企業經營成本，調動了外貿企業的積極性。我國外貿出口持續健康快速增長，據海關統計，2004年全國出口總值達5933.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5.4%。
但是，一年來的實踐也充分暴露出新的出口退稅政策,在機制設計上存在先天不足，并由此在運行中引發了一些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政策設計不合理。我國目前的出口退稅都是由增值稅抵扣的。由于市場經濟的特性，產品從生產到出口需要很多道加工工序，產業鏈較長，不可能完全集中在同一個地方，而增值稅分散在產業鏈的每個節點上，由節點所在的地方政府收取。但新政策確定了“誰出口，誰負擔”的改革原則，出口退稅超基數部分的地方負擔比例完全由出口地的地方財政來負擔，這樣就出現了收取產品上游生產環節增值稅的地方政府不分擔出口退稅、而沒有收取增值稅的出口地政府卻要全額負擔出口退稅的現象。增值稅收取地與出口退稅負擔地相背離，制度設計不科學。尤其是在跨地區采購產品出口上顯得更為突出。當前我國出口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跨地區采購產品出口，增值稅征收地和退稅地完全不一致，外購貨源在流通環節繳納的稅款由貨源所在地收取，而出口退稅卻由出口地財政負擔，兩者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等。
二是增加了地方財政支出壓力。新政策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規定以2003年出口退稅指標為基數，對超基數部分的應退稅額，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負擔。中央確定了各省（市）的退稅基數后，各級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把基數層層分解下達的辦法。由于基數是固定不變的，而外貿出口則在每年基礎上不斷遞增，因此，從長遠看，出口退稅對地方財政的影響將會隨出口退稅額的增長不斷增大，不僅會吃掉增值稅的增量，還會吃掉財力的增量，甚至連現有財力的存量也要吃掉一大塊，使增值稅失去了其共享的本意。廣東、江蘇、浙江等一些外貿出口量大的地區，地方財政收支矛盾突出，難以平衡，甚至“收不抵退”，出現“出口報喜、財政報憂”的尷尬局面。如去年浙江省有45個市縣增值稅增量部分不足以負擔出口退稅超基數部分，有13個市縣地方財力增量部分不足以負擔出口退稅超基數部分。地方政府左右為難，一方面希望外貿出口快速增長，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擴大就業、穩定社會;另一方面又擔心出口增長過快，地方財政承擔過重，退稅壓力過大，影響地方財政收支狀況和其他產業發展。當出口退稅負擔達到一定程度時，客觀的財政收支變化形勢迫使地方政府無奈地采取措施，控制出口退稅的增長，而且在目前地方政府層層負擔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從原來中央拖欠地方演變為地方拖欠企業，這無疑將背離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的初衷。
三是促使貿易方式發生變化。出口退稅新政策對出口退稅率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從事一般貿易出口企業受到的影響大于加工貿易企業，外貿流通企業受到的影響大于自營出口企業。很多企業為了回避國內采購成本的增加，便由一般貿易轉向加工貿易，原來的國內采購部分也隨之變成了進口免稅料件。地方政府也由原來的支持一般貿易轉而鼓勵發展加工貿易，使貿易方式發生重大變化。這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利于產業鏈的延伸，背離了出口退稅機制改革所希望的“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的目標，將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消極影響。因為一般貿易具有產業鏈較長的特點，提供就業崗位較多，對經濟拉動作用更為顯著，而加工貿易對國內經濟的貢獻度遠沒有一般貿易大，同時，目前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由一般貿易創造的，隨著一般貿易出口份額的下降，我國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也將會隨之減少。去年一季度我國出現8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一般貿易出口下降就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影響區域經濟合作。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大市場、大流通，追求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如浙江省紹興縣生產企業出口的紡織品，就是把新疆的棉花運到山東紡紗，再到江西織布，最后在浙江省的紹興縣印染、出口。由于出口地財政要承擔國內購料加工和外購產品出口退稅增量部分的退稅額，因此，出口地政府普遍不支持出口企業從外地購料加工，不歡迎外購產品在本地出口，也不鼓勵流通型外貿企業的新設和發展。目前各地已經出現了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設置了退稅壁壘，限制本地企業出口外地產品，這將加劇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市場分割，嚴重阻礙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對東、中、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產生重大消極影響。目前浙江、廣東等省很多外貿公司的出口產品構成中，有相當部分屬于采購出口，其中有不少是跨地區跨省市采購，如浙江出口商品中的25%、廣東出口商品中的20%、深圳出口商品中的90%是異地采購，商品從省外直接收購，在浙江、廣東、深圳實現出口。采購出口商品中來自中、西部地區的比重較大，一旦這部分采購下降，將嚴重影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出口貿易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對我國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和社會穩定的作用巨大。當前出口退稅新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亟須引起中央的重視。要以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從提高執政能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統籌協調，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調整、完善現行出口退稅政策，消除新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達到中央和地方、外貿發展和財政增長的共蠃，促進全國宏觀經濟、外貿出口和財政運行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建議：
一、調整出口退稅分擔比例。提高中央分擔比例，降低地方負擔比例。對超基數部分的應退稅額，可實行中央與地方按80：20的比例共同負擔。
二、對出口退稅基數予以動態性調整。可以上一年出口退稅實際退稅額數為基數，超過基數部分的應退稅數再按中央、地方分比例負擔。
三、合理確定出口退稅地方負擔的限度。為確保地方財政可持續運行，可采取以下方案中的一種：（1）限定地方負擔部分上限，規定由各地負擔的退稅額不超過該地區出口產品增值稅地方部分的增量。（2）地方出口退稅額應與增值稅增長掛鉤。保持目前政策確定的地方財政負擔基數不變，在此基礎上，超過基數部分的應退稅額增長率與當年出口相關行業增值稅的增長率同步。（3）以出口產品入庫增值稅增量為基礎，再按產地或貿易結構比重給予折扣，作為最終地方財政負擔數。
四、增強中央宏觀調控功能。建議：（1）進一步對出口退稅率進行結構性調整，降低出口退稅率。可考慮在目前基礎上再平均下降2個百分點。（2）提高中央負擔比例，提高部分用進出口稅和關稅進行沖抵。（3）根據目前地方財政承受水平調整增值稅和所得稅的返還系數，或固定返還分享比例。可考慮對增值稅實行中央和地方80：20分享，對企業所得稅實行中央和地方60：40分享。(4) 從長遠來看，增值稅可改為中央獨享稅種，相應地，出口退稅也由中央政府全部承擔，避免地方政府由于利益驅動，而對國家統一政策扭曲執行。(5)給予地方適當專項補助。對增值稅“收不抵退”的嚴重地區，中央財政結合實際，每年給予一定數額的專項補助。
五、適時制定、出臺《出口產品免稅法》。出口產品免稅是國際慣例，目的是降低產品的價格，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目前實行的出口貨物免、抵、退稅政策，也是為此服務的一項措施，從根本上講，出口退稅機制的改革并不會使全國總的財力有新的增加，只是將出口退稅的壓力轉移了一部分到地方財政負擔，減輕了中央財政的壓力。從長遠考慮，可適時制定、出臺《出口產品免稅法》，從根本上避免出口退稅新政策帶來的各種弊端。 （該文是民建省委會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會主委蔣福弟在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的建議案）